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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成田，历阳成阴，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
①
无一不变，无刻不变。”在此，他明确提出了“变者，天道也”的命题，认
为天、地、人，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变易是普遍的、绝对的。
“变者，天道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已有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康有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宣传这种变易思想，则更多地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进
行论证。例如，他根据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认为太阳系和其他天
① 《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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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在不断演化的，他说：“德之韩图（康德），法之立拉士（拉普拉斯）
发星云之说，谓各天体创成以前，是朦胧之瓦斯体，浮游于宇宙之间，其分
②
子相互引集，是谓星云，实则瓦斯之一大块也。”又说：“天空之气热，鼓
荡往来，摩擦不息，互相吸引，互相离拒，然而成体，聚合而成团，渐积成
③
大团，吸力更大更久积莫大之团，乃至寻常之理也。”他认为，地球是演化
而成的，地球上的生物也是不断变易进化的，“生物始于苔，动物始于介类”，
④
“荒古以前生草木，远古生鸟兽，近古生人”。生物逐步从低级进化到高级，
人类也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康有为认为，地球中包含有生物的层累，从下
⑤
到上，分为“介层、虫层、大草大木层，而后至于人层”，而这些，正可以
证明地球上的生物是逐渐进化的。因此，他从天体演化和生物进化的诸多现
象中，看到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法则，主张“善变以应天”，反对“不变而逆
天”。这恰恰是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相反对的，从而为当时的变
法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由以上可看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特
别是康德的星云假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给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以深刻的影
响，使他突破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变易思想的局限，建立了具有近代实证科学
特点的变易进化观。
康有为在说明变易的根源时，吸取了中国古代关于“阴阳”的学说，接
触到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他说：“若就一物而言，一必有两。《易》云
‘太极生两仪’。孔子原本天道，知物必有两，故以阴阳括天下之物理，未
①
有能出其外者。”他还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中关于气、力、质、形、光、声
等物中的矛盾对立现象，来补充说明他的阴阳矛盾观，他说：“理皆有阴阳，
则气之有冷热，力之有吸拒，质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
②
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统物理焉。” 此“八统”都呈现
了对立面的统一，矛盾普遍存在，即是“物理”。康有为还说明了统一与对
立之间的关系，并看到了对立统一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盖太极
两仪之理，物不可不定于一，有统一而后能成；物不可不对为二，有对争而
后能进”。所谓“有统一而后能成”，是指“物必有合”。他说：“思其正
③
反，正反既异，其道乃成。” 在此，他指出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是普遍的，离
开一方就不成其为矛盾，而只有矛盾的“合”才能构成事物。所谓“有对争
而后能进”，是指矛盾双方通过斗争而促使事物发展变化。因此，他强调了
事物的进化是矛盾对立斗争的结果。
康有为还认为，变易是一个新陈代谢、去旧布新的过程，并把这看作是
不可违抗的法则。他说：“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
①
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 因此，应“用其新，去其陈”
② 《诸天讲》，卷二。
③ 同上，卷七。
④ 《万木草堂口说》。
⑤ 《日本书目志》，卷二。
① 《春秋董氏学注》。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
③ 《论语注》。
① 《上清帝第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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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由此，康有为对当时死守祖宗成法的不变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指出：
③
“若祖宗之法不可变，则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皇帝之法哉？”他大声
疾呼：“守旧不可，必当变法”，“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
④
不变则亡” 。
显而易见，康有为极力论证自然界的变易进化，目的是要说明人类社会
历史的进化和中国必须变法的问题。康有为认为，人类社会各方面都是在不
断变化发展的，正因为不断进化，人类的生活才愈来愈好。为了说明人类社
会历史进化的规律，康有为把中国古代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的“三世”
说与《礼记·礼运》中讲的小康、大同结合起来，提出了他的社会历史进化
学说。
康有为“三世”说的主要内容是说，人类社会是逐渐进化的。进化的顺
序是由“据乱世”变而为“升平世”，经过“升平世”而后进入“太平世”，
一世比一世进步、文明，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无一例外地都要经过这三个
发展阶段，这是人类历史进化的普遍规律。他认为，“据乱世”是“文教未
明”的野蛮时代；“升平世”是“渐有文教”的文明开化时代，又称“小康”；
“太平世”是“文教全备”的文明全盛时代，亦即康有为理想中的“大同”
社会。他指出，中国历史上至多达到“升平世”即“小康”社会，而从未达
到过“太平世”即“大同”社会，他说：“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
⑤
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他坚决主张，必须打破这种“皆
小康之世”的踯躅不前的局面，中国只有求变，求进化，才能进步，才能向
“大同”世界前进。康有为借孔子之志来发挥他的历史进化学说，他反复说
明，“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尧舜，盖据乱之治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孔
①
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此《公羊》所传，微言之第一义也。”又说：“三世
②
为孔子非常之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康有为借孔子之微言大义，其
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阐发由封建君主专制进化到君主立宪制，再进化到民主共
和制的历史必然性，为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运动制造舆论。
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说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其标准不是社会的经济形
态而是“文教”或政治体制，因而是不科学的。尽管如此，康有为的公羊“三
世”说，毕竟借孔子之名宣传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肯定了人类社会
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进化，肯定了封建专制制度必将逐渐变为资产阶级君主
立宪制，再进而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历史必然性，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由
君主而君民共主而民主，由专制而立宪而共和”的进化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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