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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洛金在一年前吩咐对福金做出“指示”，但在两星期以后，上级打来电话并且粗暴地命令沃洛金去制止福金从事业余活动，制止福金去管他不应该管的闲事。
总之，谦逊的中校谢苗·彼得罗维奇·福金是一个神秘人物，因此就应该和他保持更远的距离。当星期二早晨有人向沃洛金报告，说某个福金中校未事前商定便走来看他并且请求接见他的时候，将军放下了打算做的事情不做，命令不与任何人联系，只接待中校。
你看，他们谈论了半个多钟头，而且中校公然表示不满，甚至有点儿蔑视办公室主人。虽然这一切只是在语调中流露出来，但是中校说的话还是很有礼貌的。
“我再说一遍，尊敬的斯捷潘·西多罗维奇，请您不要去干扰戈尔斯特科夫一家人。”福金正坐在那里，跷起二郎腿，欣赏那只闪闪发光的皮鞋。“他们不是我们这个部门的人，反谍机关急于要办的事是够多的哩。”
沃洛金没有耐性了，甚至这个将军连天生的谨慎态度也丧失了。
“我对您此行表示应有的敬意，中校，但是我不明白，您根据什么干扰我们的工作？”他相当强硬地说。
“因为您打搅我的工作，”福金冷淡地回答。“您在巴黎打搅我，您在莫斯科爱管闲事。”
“再说一遍，我不知道谁在巴黎打搅您。就是您的那些人在那里把我的小伙子打成残废了，这是事实，谁还会窜到那里去，我不清楚，我猜想到他们是古罗夫上校的小伙子们。”
“是的，古罗夫，他太放肆了，应该管束他，”福金迟缓地说，但是他的语调和他对古罗夫说的漫不经心的话是与他这个中校对著名的密探所持的真诚态度不相符的。
福金大约在十年前，也许是在十年多以前和古罗夫邂逅相遇，二人相遇的回忆在中校的复杂生活中不是最愉快的。很少有人使他畏惧，但是他防备古罗夫，并且咒骂世界上的一切，说这个密探原来和某种严肃而微妙的事件有牵连。
“管束他吗？”沃洛金随着说起来，“如果您，尊敬的谢苗·彼得罗维奇，能够执行这项任务，我本人用我挣来的血汗钱买一箱白兰地酒摆在您面前。不能管束古罗夫，他是一条汉子，虽然可以杀掉他。”
“将军先生，您说些多余的话。”
“中校先生，别想得入神！”沃洛金失去自制力，提高了嗓门，“我不知道谁在庇护您，您在目前代表谁，但是您应该知道轻重！”
“您要明白，您不知道在巴黎真的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是谁在庇护我，”福金厌恶地蹙着额头。“将军，对您的职务来说，您没有充分熟悉情况。有一次您试图打听我的情况，有人用俄语对您解释，说不应当这样做。将军，我很清晰地说给您听，使您更明白，即使我在戈尔斯特科夫之家附近的地方看见您的一些人，你们就是在执勤时也决不会发生不愉快的事，因为并没有特殊任务。此外，我向您暗示，我所关心的是，希望谁也不会把您抓起来，送您到一家大商行里去工作。您将依靠养老金活他一辈子，因为我真的知道，您不仅愚蠢，而且还要装成一个正派人，不接受贿赂，您还没有一笔积蓄哩。您在有暇时想想吧，我不是向您告别，我们也许后会有期。”
福金轻快地站立起来，点点头，走出去了。在街道上，他走到一辆绝非豪华的“梅尔谢杰斯”牌小轿车跟前，来不及打开汽车门，它就殷勤地敞开了，和司机并排坐的是个年轻的男人，他不是管理员，也不是保管员，而是一个以侦察为职业的人，他这一生中见多识广，他不会注意任何多余的事物，尤其不会把他记在心里，福金宁肯倚卧在后座上。
司机开动马达，听候口令。
“伙伴们，我们究竟要闯到哪里去？”福金叹一口气，问道，忍受住停顿的苦闷。
“伙伴们”都是有经验的人，他们心里十分明了，谁也不会问他们，该到什么地方去，主人早就拿定了主意。
“啊，既然您一定要蔑视我，那么我们顺便到银行去看看，光说一句表示谢意的话，您是不愿意工作的。让我们给您取出工资来，您给我一笔花销，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吃一餐午饭吧。”
小汽车静悄悄地驶离人行道，钻入了公共运输的洪流。
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在某些问题方面他是有天才的人，毕业于克格勃的高等学校，留在莫斯科工作。不靠走后门能够留在莫斯科的人为数不多，更准确地说，简直寥若晨星。福金能流利地，几乎不带俄国口音地说英语，精通法语、德语，粗通西班牙语，他喜欢地质勘探局的工作。头几年他甚至是爱国主义者。他在好几个大使馆工作过，住在外交人员公寓，最初在英国，嗣后调往美国。当然，这些国家的特工机关都知道，事实上谁是那个经常穿着得体雅致、与大多数俄国人有所不同的自由不羁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但是福金完全能够使特工机构感到满意，以侦探为职业的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你驱逐一个侦探，他们会派遣另一个侦探来。而福金为人谦虚，有时和他人互换宝贵的情报，尽管他从来不提供许多情报，但是他的情报一向是高质量的。
福金凭良心工作，意识到中央的支持，他热情地、顽强地、一往直前地行动。他获得额外的军衔，很快就擢升为上校，看来他能在职位的阶梯上飞速地前进。在俄国所关注的至为重要的国家的首都委任他为驻外公使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的时候，突然派遣了一个党内的不内行的小子担任此职。
在供职多年之后，他豁然省悟，心中明了，上层当中没有谁会对他的才能感兴趣，谁也不需要他的细致耐心的，有时是冒险的工作。在侦察中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是闹剧，说得更准确些，这是一种提升“自己人”的方式。甚至即使向具有无限权力的安德罗波夫提出附带有个人赢利前提的以一比百的交换方式，那个人就会不加思索地采取这种交换方式。
福金认清了他最初应当了解的情势以后，垂头丧气，停止了工作，开始正确地书写公文。但是不知道，盛气凌人的人才敢于这样做，而沮丧的人不敢这样做。权贵的儿子们和干亲家们才敢于摆脱这种文牍工作，而一个普通人就必须耕耘。两年后人家把福金调回莫斯科，从领头的总局转移到负有与敌特斗争使命的第二总局，如果没有敌特的话，那就要和国内反对派、犹太人以及敢于违反社会规章的俄同人作斗争。
福金既不是法律维护者，也不是有敏锐的良心的人。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从事认真严肃的男人的事业，宽容地说，在新的地方他觉得自己不舒适。谁说了什么呢？谁在哪里印了什么呢？不过这都是不重要的事。他突然来到党委会的领导那里，党委应当直接向在野党的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情况。但是福金并不把这类事情记在脑子里，他活着，这样活着，为信仰和真理而服务。他没有什么自尊感，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是以侦探为职业的人，他耽误了自己的发展，到头来他也不会明了，真行的不是在狩猎时用枪打伤野兽的人，而是及时地吻上司的屁股、把他的脚掌端到眼前来的人。
当谢苗·彼得罗维奇·福金，上校和勋章获得者明白，他的火车离开了月台，他满怀着侦探工作的知识并掌握三门语言，可是谁也不需要他时，戈尔巴乔夫出现了。改组工作开始了，他们解散了具有无限权力的克格勃。福金在这里亲眼看见了他认为最可怕的而且最可耻的事情。各个地区抢走了一批伙伴，专家总是需要的。尽管政权改变了，取消了苏联，但是他们抢走的不是专家，而是一些走后门的人。原则上并不是说你能够胜任工作，站稳了立场，而是说你是个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人在一起。只有到那个时候，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他才留下了不良影响和恶习的痕迹，并且对自己说：“您所确定的准则，我都接受，只好怨自己。”
福金懂得，在这个社会只有政权才能给予人以相对的自由。他把自己的机会和升迁的可能性估计到最低限度。侦察任务使他受到了训练：要像大伙儿一样，你不用操出头来，你的精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