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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这个你就不懂啦，打太极拳，讲究的是个力道和架势，虽然慢，但要拳拳到位，不但要很用力以外，还得要神精高度集中，一套拳打下来，自然免不了汗流浃背了。”
“哦，原来如此，没想到，这打太极拳，还有这么多学问啊。”
“这世上没有哪件事，是你不用功就能做的好的，要么不做，决定要做，就要专心致志，全力以赴的去做，只有这样，你才能成功。”
郁峰感觉今天没白来，至少，听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小兄弟，到我的办公室坐坐吧，既然来了，也不能光站在这啊，这可不是我待客之道啊。”
说完，便进了小楼，郁峰也跟着一块进去了，一直来到三楼，余仁杰打开一扇门，进去了。
郁峰一进余仁杰的办公室，不由又是一阵感慨，这间办公室够大的啊，足足有百把平米大的一间，最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靠墙的书架，书架的前面，就是余仁杰的办公桌了，再前面，是一套会客沙发，办公室进门的地方，养了几缸鱼，郁峰早就听人说过，台湾人喜欢养风水鱼，看来这话不假。
余仁杰走到会客沙发上，上面摆着一副古色古香的茶案子，还有一套紫砂茶具。
“这是极品龙井茶，小兄弟，坐下喝杯功夫茶吧。”
边说，余仁杰边烧水，倒茶，不一会儿，水开了，他将沸水倒入紫砂壶中，约十秒种后，又将水全倒在一个大杯子里，再把这水，重新浇到紫砂壶上。动作很娴熟，郁峰知道，这叫洗茶，喝功夫茶，头一遍水是不喝的，拿来润壶。
接着又将水倒入茶壶之中，一分钟以后，紫砂壶中的茶叶都快被水泡的满了出来，这时候，余仁杰才拿过两只小杯，将水倒入里面，很小的一杯，但是还没入口，郁峰就闻到了茶香四溢了。
再端起杯来，轻轻泯了一口，果然是极品好茶，顿时只觉满口清香。
“余总，你还真懂得享受生活，你不像个商人，倒像是个文人。”
“呵呵，小兄弟过奖啦，人活到我这个岁数，也没啥太多追求了，修身养性，也就指望能多活几个年头了。”
郁峰看到那排书架上，夹满了书，来了兴趣，“余总，不介意我参观一下你的藏书吧，我想你这么个懂得生活的人，收藏的书也一定不错。”
“请便！”
郁峰走到余仁杰的书架前，还真是丰富，大概看了一下，估计就有几百本书了，有商业类的，有杂志类的，有体育类的，在其中一个格子里，郁峰居然发现，这一格，大都收藏的是古体书，诸如《孙子兵法》、《吕氏春秋》、《诗经》一类的书。
突然，郁峰发现了一本，他再熟悉不过的书，《庄子。齐物论》，跟郁峰之前看到的那几本，几乎一模一样。
郁峰把它抽了出来，随手翻了翻。
“余总，想不到你兴趣广泛啊，对中国的古文学也有研究？”
“中国的文明，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有太多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东西了，只可惜现在这个年代，唉，喜欢看这些的人，少啦。”
郁峰拿着那本《庄子。齐物论》，重新坐回沙发上，面对着余仁杰。
“那么这本书，不知道余总知道多少？”
“《庄子。齐物论》？这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杰出思想家，庄周的著名著作，历来都是相当难读难理解的，不过，我倒是对这本书，情有独钟。”
“哦？能否说来听听，我愿闻其详。”
“庄子的论著里面，讲究一个“我”和“吾”的关系。”
“在庄子看来，“我”有形，是为“形态的我”，这个“形态的我”处于与外物纠缠的状态之中，被外物裹携着、冲击着，踉跄于人生之途而没有片刻止息，终生劳碌却不见得有什么成就，疲惫不堪却不知归属何处。“形态的我”展示了“人”作为“物”的存在状态，这样的“我”，实在是被动而无奈的。后来王充片面地夸大了庄子的这一思想，直接把“人”定义为“物”，例如《论衡。论死篇》说：“人，物也，物，亦物也。”《寒温篇》说：“人禽皆物也，俱为万物。”《自纪篇》说：“人在天地之间，物也”等等。把“人”完全等同于“物”，就把人的灵性和主动性彻底抹消了，所以王充眼里的人是极其渺小而卑微的，在天地之间如同蚤虱附生于人的身上。在《论衡》里，“人虽生于天，犹虮虱生于人也”（《奇怪篇》），“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变动篇》）这样的说法并不少见。象王充这样理解“人”，当然不符合庄子的意思。在庄子眼里，人是有“物”的一面，物性的人，是为“形态的我”，然而人的这种物性的存在状态，正是人需要超越的，所以庄子才要说“丧我”。如果人生就展现为一个“我”并且只是这样一个“形态的我”，那么，“人”就不可能从“物”中超脱出来。人作为“人”，却停留在“物”的存在水平，这样的人生，确实是很可悲的。所以庄子在描述了“形态的我”的被动和无奈之后，一再感叹“不亦悲乎”！“可不哀邪”？“可不大哀乎”！”
““我”是形态的，也是情态的。所谓“情态的我”，是指在社会的对象性关系中存在的“我”。这样的“我”，必定处于种种情景状态之下。所以在庄子看来，“情态的我”没有片刻宁静，“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或傲慢，或阴险，或慎密，“其发若机栝”，窥视着是非，“其留如诅盟”，严守着秘密。总之是不断地在“喜怒哀乐，虑叹变，姚佚启态”的不同情态中流转。在庄子对“情态的我”的描述中，他似乎只是在说“我”在各种不同的情状下的表现，在说一个情态的“我”，但是，在他言说的这样一个“我”的背后，却清楚地透露出一个“他人”来，因为“我”的种种情态，都有“他人”的原因或者是以“他人”作为对象的。因此可以说，“情态的我”提示着一个“他人”的参照，从而展示了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一面。我们说过，如果人生就展现为一个“形态的我”，人是不可能从“物性”的存在状态中超越出来的，同样，如果人生只展现为一个“情态的我”，人也不可能从社会性的存在状态或者说从“角色”中超脱出来。《史记》在记载庄周事迹时说：庄子之学“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以诋訾孔子之徒”。庄子不满意儒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家把人的社会属性绝对化，使人固着于角色的序列之中。经过儒家整理规范后的角色序列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人要么是君，要么是臣，要么是父，要么是子，总之要在这个角色的序列中担当某个角色。当然在不同的角色关系中，一个人所担当的角色是会有所不同的，例如面对父，他的角色是子，面对子，他的角色又成了父，但是无论如何，他一定是一个角色，而决不可能在“角色”之外成为“人”。儒家的“人”是凭借“角色”而呈现的，儒家的圣人，一定是完美地实现了他所担当的所有角色之“当然”的人。这正是庄子所反对的。在庄子看来，“情态的我”丧失了天真，“角色”抹上了人为也就是“伪”的色彩，只有擦掉“伪”的色彩，从“情态的我”中超脱出来，真正的我才能呈现。真正的我，庄子称为“真君”、“真宰”、“至人”或“真人”，在“吾丧我”这个吾、我对举的表述中，也就是“吾”。”
郁峰只听的是云里雾里，天呐，这人做什么商人啊，不如直接去北大当中文系教授都够格了，也太厉害了，自己不过随手翻出来一本书，竟然就能讲出这么一大段深奥的东西。不过，郁峰之所以问他这本书，并不是想听他来上课的，只是因为这本书一次次的出现在郁峰的眼前，再加上上次王一泯又提醒过他，说为什么不是别的书，而就是这本书呢，里面一定有蹊跷。所以刚才看到这本书，郁峰才会抽出来的。
余仁杰停了下来，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茶，看着郁峰愣愣的在那里发呆，不由笑了起来。
“不好意思，小兄弟，我刚才可能讲的太深了点，不容易理解，呵呵，你就当是听一个老人的唠叨吧。”
“余总，对外人，有件事我不方便提，但对你，我想，应该可以提，因为这件事可能除了你我之外，别的人接受不了。”
“我家那只猫，就是那天你看到那只，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与这本书有关。”
郁峰于是把前前后后的事情都说给余仁杰听了。
余仁杰听后，跟当初在盈盈老家时遇到的老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