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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陪梁成海回京的金副排长说：“民兵在火车站旁边抓到他的时候，他背着军用水壶，还有一个没吃的馍。”
连长听了，马上说：“问题就在这里了。他两分钟之内就逃得无影无踪，哪有时间拿这些东西。肯定有人暗中帮他逃跑！”
通讯员说：“连长说得对，我也想起一件事儿。我们送他回北京，在火车上看见他带着军用水壶。回到连部一看，这里还有一个他被抓回来时身上背的水壶。我当时只是脑子一闪念，也没细想。现在细细琢磨，里头肯定有文章。”
连长叫他把那个水壶找出来，转脸对指导员说：“看来要在这个水壶上找到突破口。”
第二天上午，三排的三个班长：七班长雷永宁、八班长董成广和九班长林平山都被叫到连部来。连长拿出那个军用水壶，叫他们认一下是谁的。雷永宁和林平山都认不出来，董成广看到绿背带上有个英文字母“Z”，马上就说：“是郑品吾的。”
连长舒了一口气，问他们：“郑品吾在学校表现怎样？”
雷永宁说：“郑品吾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什么特别的表现，只是在造反兵团发生分裂之后，才活跃起来。”
指导员说：“你们清华大学太复杂了。一会儿联合，一会儿分裂，这派那派的，叫人越听越糊涂。我看这样，就从刚才说的兵团分裂开始，你们谈谈当时自己都干些什么，看见郑品吾在干什么。谈的面儿可以稍宽些，大伙儿听听，对今后工作有好处。”
董成广说：“林平山，你跟郑品吾同班过。你先谈吧！”
林平山马上说：“分专业以后，我就跟他不在一个班了。”
看林平山这么回答，董成广就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保校党委的，我看不惯那帮造反派。”接着，他谈了自己在这段时间的情况。
“我们的红卫兵组织被冲垮后，我开始很消沉。后来井冈山兵团扩大了，我也随大家加入了兵团。不久有人提出，对以前的工作要分析，不能全面否定。我很同意这种观点，就积极参加这些人的活动。我想，前段时间稀里糊涂的，现在该把问题闹清楚了，觉得又有了一股子劲儿。后来，我们当中郑品吾渐露头角，他说话有号召力，辩论善于抓住对方要害，很快就在我们中间建立起威信。
“跟郑品吾接触，感觉他的干劲儿很足，经常准备辩论稿子加班到下半夜，接连几天没日没夜工作，累得病倒了，吃过药又坚持来参加会议，我们都很感动。
“我们的队伍正式宣布与原总部脱离，总部的人就从物质条件上卡我们，我们搞静坐斗争。郑品吾当时正在生病发烧，可他照样跟大家伙儿一块儿坚持，领大家念毛主席语录。”
雷永宁听了董成广的话，露出不屑的神气：“郑品吾是个政治投机分子。运动前期，瞻前顾后，结果啥也没捞上。兵团内部发生分裂，他觉着机会来了，就可劲儿往里钻。这人最讨厌是赖皮，跟人辩论，明明说过的话儿，转眼儿就不认账了，让你气得直跺脚。
“我那时在总部办公室。各派大联合好歹成了，大伙儿挺高兴，心想学校复课的日子不远了。闹腾了一年多，没完没了的争斗让人够烦的，真想有个平静的校园。那会儿学校的许多机构都瘫了，我一心琢磨把行政工作闹好，给大伙儿做些个实实在在的事儿。
“兵团出现分裂，郑品吾就来找我们分财物，我们不同意。他就想办法在我们办公室发展他的人。没多久，我们办公室也分成了两派。这人尽耍阴谋手腕儿！”
三个班长走后，指导员和连长分析了一下，尽管大家对郑品吾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有一点是共同的：郑品吾不是安分人。梁成海的活动很有可能跟他有关。
后来跟郑品吾谈话时，连首长还是先让他谈谈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
郑品吾说，自个儿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抱着在游泳中学游泳的态度，以积极的姿态参加的。运动初期，觉得一些人别有用心，就采取静观动向的方式。后来，觉得那些人闹得实在太不像话了，决定支持学校里一些同学提出的新观点。当时自个儿对情况了解得不是很多，主要还是随大流，喊喊口号。现在看来，自己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缺乏认识，走了弯路。
连长看他在耍花活，就从抽屉里拿出那个水壶来，问：“这是你的吧？”
郑品吾看到那个水壶，脸马上变了颜色。昨天他已经看见连里找过三位班长，只好点头说：“是我的。”
连长说：“你就谈谈怎样帮助梁成海逃跑的吧！”
在物证面前，郑品吾只好谈出梁成海逃跑那天晚上的情况：
连长叫大家分头搜索梁成海时，他沿大堤走没多远就回来了。这时大伙儿还没回来，他独自走到营地北边苞米秸垛前，忽然听到黑影里有人轻声叫他。他往黑影里仔细看去，从苞米秸堆中露出了一个脑袋。认出来是梁成海，他吓了一跳，才明白梁成海根本就没离开营地。梁成海要他帮忙。他想，老梁神通大，轻易得罪不得。不如交个朋友，说不定将来用得着，就从厨房给他拿了几个馒头灌了一壶水。然后，他到大路边张望，看见来了一辆老乡的大车，就招呼老梁搭上大车，乘夜色离开了农场。
第二章 风云年代（14）
连长见缺口已经打开，突然问道：“冲击档案室，你干了些什么？”
郑品吾一听这话，慌忙说：“我只是跟着跑的，没做什么。”
指导员说：“你把当时的过程谈一下吧。”
他想了想，说：“我在兵团时负责联络设计所的造反派。那时，梁成海已经分配到设计所工作。所内两派对核动力发展路线和体制争论很激烈。梁成海说，为了弄明真相，必须查阅当时的有关文件。这些文件都保存在部档案室，他就领着几个人去部大楼。我正好在，也跟着去了。
“经过国家计委大楼，看到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我就有些犹豫，开始放慢脚步往后边靠。走到离部大楼不远，我悄悄离开他们进了旁边的小胡同。往下他们怎样，我就不知道了。”
连长让他回忆出当时还有哪些人后，就让他先回班里去了。
大田锄草完，开始整党和撰写自传。
林平山夜夜反思文化大革命的过程，特别是那开头半年的反反复复，令他始终处于困惑之中。
十
那还是在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林平山从北王庄回校，担任分团委的宣传委员。那时，报纸上已经有批判“三家村”一类文章发表了。他们不清楚这场论战的背景，只是按照学校的布置，准备宣传栏，组织批判文章。
两个月后，听到传达说让同学们给学校提意见，一些大字报开始出现了。林平山脑中很快联想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就谨慎对待事态的发展。党总支要他们几个干部注意大字报的动向，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大字报做一下记录。他们就按领导要求拿着笔记本，在大字报棚间转，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意见，就记下来。
这种局面持续了几个星期。一天下午，忽然听到同学说校长是反党分子，校党委是修正主义的，他跟几位同学赶紧朝礼堂方向跑。看到在广场东边的楼门口挤着一些人，他使劲儿往门里挤，看见一个长相清秀的中年男子脸上流着血，被人们围着在做检查。听旁边的人低声说，这人是校长的秘书。看样子他挺忠厚，流着眼泪说，以前中毒太深了，没能看清修正主义分子的真面目。
他脸上的血还在流，却没理会它，只是一股劲儿检查自己。林平山看不下去了，从人堆里挤了出来。他在礼堂周围转了一圈，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已经出来了。这时，他开始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原来所想像的，只是舞文弄墨写几篇文章。一夜间好像整个天都翻了过来。
很快，系里、专业教研室的领导都受到冲击。他的本家，工地的分团委书记林心田也挨批斗，班里的党支部书记被勒令检查。最后，他自己因为担任宣传委员，忠实执行领导指示，也被贴了大字报。
跟农村“四清”一样，工作组进校了。工作组的领导是级别很高的官儿，后边还有中央一级的领导为背景。
同学们觉得也许是轮回报应，他们几个月前还是农村工作队的成员，这时却被校工作组按三六九等分类排队，限定哪些报告能听，哪些会议不准参加。一时间，校园内草木皆兵，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