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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战斗中致残截肢的军官，特别原来是学生兵的，经培训后，担任了农场的领导。这样让他们干事，比在荣军院养着他们好，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也容易解决家属的问题。他们的工资是共济会给的，不许拿农场的一分钱，他们照样干得起劲。只不过把农场搞得有点军事化的味道。
共济会的农场，一般都给发了一个收音机，于是，大家晚上或者农闲时，就会到农场部听一下“戏文”，学一下抗五军的歌，也听一下新闻。这些事情，不光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意识，还让大家有个文娱活动，丰富精神生活。
农民们有了钱，第一个愿望就是为家里买个收音机，然后是闹钟。科辉的钟表厂已经生产出手表，不过价格比闹钟高得多，对农场的农民，一般是买不起的。加上自行车，就是当时年青人结婚时说的“三大件”了。当然，一般农民结婚时，有个一件、两件的，就相当好了。
人的“幸福感”，总是与以前的经历、自己的心理，以及环境人群的比较中得到的；这时，共济会农场的农民们，因为生活基本上能达到温饱了，幸福感高得很！像一位老农民说的，他这辈子前几十年吃鸡肉的次数，还没现在一年中吃得多！这一年中，他一共吃了五次鸡肉！真是幸福啊！
共济会的农场，是受益民众最多的企业了。
抗五军的军需，对工业和农业也有促进，例如现在抗五军主要穿的是棉大衣，比较重，财迷就怀念起他在另一时空的羽绒服来。于是，让南方一带的农场养殖鹅和鸭子，准备为抗五军装备羽绒服。开始时，生产的数量少，根本不够装备部队；成本也要比棉衣高得多，就先推上了市场，结果利用了五凤的品牌，推到了欧美市场，价钱定得高，利润率高，只是销售量还不大。现在欧美国家的经济危机还没很好恢复，那儿民众也比较穷，购买力还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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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货商场、农村供销社、平安联运等全国联营企业，企业本身的利润也算不错，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的作用就更大了；大华联合银行也一样，不光解决了共济会自己的建设资金问题，还为其他商界、实业界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利便。这些企业都互相有关联的，配套运行的。
这一年中，也有一些别的老板组成一些类似的商业和运输业等，与共济会的这些企业竞争，不过共济会的这些企业本身利润率定得并不高，那些企业又是新开业的，还没有一家能达到共济会企业的规模。例如，以孔祥熙为首开办的商业联营公司，规模也不小，但在城市竞争不过上海国货公司，在农村更没法与供销社比。加上在一些军阀控制地区，他们的发展受到限制，谁叫他们的“中央政府”色彩太浓呢？所以，现在还没有一家企业能与共济会企业平起平坐的。有些经营得差的，据说还在亏损！
倒是在一些地方军阀的地盘，有几家这类企业在局部地区占有优势，不过他们也不会太过分压制共济会的企业。军阀们虽然不喜欢共济会在他们的地盘发展过大，但也不想得罪共济会。得罪了共济会，别说他们派几个“城市敢死队”这样的人来，就算是在经济上不与你们交往，你的地盘上商业就不行了、税收就要少了。更不要说他们还有抗五军在后面呢！
抗五军的军火是自己生产的，已经被大家知道，军阀们就有来要求购买侧把子枪、机枪和子弹的。但共济会一律不卖！只要是用于打鬼子的，抗五军才考虑可以送一些！共济会绝对不参与内战！军阀们开始对此很不满意，但后来一想，反正他们也不卖给他们的对手，对双方都公平，这样也好。实际上，抗五军生产的军火，也只够供应东北抗战的。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六十六章 炒美国股票
科辉企业的好多利润，像抗菌素等产品，赚的都是外汇。有些外币，就在欧美买了粮食和机器设备回来；但外汇还是多了，以前主要是放在国外的银行里，赚利息。现在财迷自己办了银行，发现钱放在人家银行，这点利息太少了，不是让人家赚大钱？而且外汇储备数量大了，人家搞一个贬值，这钱不就等于送给人家了？
一九三三年年初，关利清他们在争论：现在美国的股市在跌了三年后略有回升，是从此回暖了？还是下跌中的整理？现在美国还有企业在倒闭，股票就成了废纸；很多股票的价格非常低，成了垃圾。所以多数人都认为美国股票没用了，没有人气了。在财迷送张学亮回上海时，他们来问一下“股神”才弥先生。财迷听了，马上决定让人用外汇去买一些美国的石油、汽车等企业的股票。美元以后肯定是要贬值的，但这些股票，以后肯定是要升值的。
于是，关利清等人也跟了财迷，用现金换成外汇，去炒美国股票。美国人民应该感谢才弥先生，他们的资金投入，帮助了美国股票市场的上升，不到一年中，股票涨了不少。关利清等人真是佩服才弥先生的先见之明，问是不是可以卖出股票了？财迷说不急，他有外汇富裕时，还在买入股票呢！
如果年底算一下账，财迷今年在美国股票上的投资，可是赚了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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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方面，一九三三年，在长城和热河的抗战激烈时，东三省的抗日武装也没有休息。这一年，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中，开始赶热闹而参加抗日的、没有太多耐心抗日的人，有的回关内了，有的回家了，极个别的被日军收买当了伪军，但留下的都是坚定的抗日分子。抗日队伍有的变小了，变精了，不过也有扩大的。抗五军的游击部队就扩大了，根据地也扩大了。
一九三二年财迷带领的抗五军在打了上海战役后，进入东三省时，在辽宁和吉林原来有共济会基础的乡村地区，都留下了几支抗五军的游击队，这些地区就成了共济会的根据地或者他们的游击区。
还有一些留下的抗五军伤员和保护伤员的部队，也在当地发展共济会员，并组成了游击武装部队。
例如留在辽宁省的一支保护伤员的部队和和伤员，带队的是上海沪江体校的女学生姚瑞芳。一年多后，这支队伍发展成了有一千五百多人、有一个半县游击根据地的抗五军队伍，还出了侯小燕、欧阳德这样截肢后继续抗战直到英勇牺牲的特级英雄。
这么大的队伍，就是游击纵队了，而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年青姑娘，按当地的习惯，被叫成“姚总司令”。虽然别的抗日义勇军中，也有个别女的当首领的部队，但毕竟是极少量的，而她一个上海姑娘，能在东北的抗战中这么出色，名气就更大了。
这一批进入东北的学生兵中，有不少成了“总司令”，也有一些成了县长之类的地方干部。
共济会与别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注意组织地方政府。别的抗日武装也有一定的“根据地”，或者说自己的地盘。他们的粮食等供给也是由自己的地盘里的居民提供的。但他们除了收“抗日捐”，并为这此民众提供一定保护之外，就不管其它事了。
九一八后，辽宁、吉林等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一度是日军扶植的伪政府，而这时很多九一八之前的政府官员已经进关内，或者当了伪政府的官。可后来日伪军没能力守这些地方，又让抗日武装给占领了，伪政府自然也垮台，但政府机构却出现了真空。
在这些地方活动的抗日武装就成了这些地方的“管理者”，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什么管理可言，也就是凭自己需要大概地收缴一些钱粮。有些部队也就找一些乡绅什么的出面，按他们的要求张罗收粮食。
而共济会抗五军则不同，他们在管理的地区建立了抗日政府，不光按规章制度收点税粮，还做一些管理者应该做的事，包括发展工商经济、建设农田水利、建设道路等公共设施，也组织村庄一级的管理者和民兵、调解群众间的纠纷等。由于共济会制定的收费比较合理统一，使共济会根据地边上的地方，或者也发展成了共济会的管理势力，或者有些抗日武装也套用他们的收费制度。
有些抗日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