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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东北的游击战刚刚开始，确实非常混乱，很需要给予指导和指挥，还需要物资支持。原来指定的指挥系统都没有了，一些掌握了秘密营地的人，也不知道听谁的指挥了。有的就跑到锦州，有的跑到北平，也有的留在东北。所以，要这个机构派人去联系、协调。
不管怎么说，企业的事与抵抗日军的事比，就算是小事了。现在这个机构确实非常需要人手，所以对先干上二个月的要求，财迷怎么也推辞不了。
机构内部自己称的“抗日义勇军司令部”，当然没有任命什么人是“总司令”。主要人员都是原来东北军的人，而张学亮是实际上的领导。
但于凤至对这个机构挺关心，加上大家听说是她劝说了张学亮抵抗，所以，“司令部”里的人们就封于凤至为“抗日义勇军总司令”。她一来，大家就叫她“于总司令”，可见东北人还挺浪漫的。这当然是张学亮不在的时候，在“张副总司令”在的时候，大家就比较严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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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民众抗日呼声高涨，这些天不断有学生进南京请愿，上海市民抗日大会要求政府令日喷立即撤军，否则就对日宣战！
而日喷人觉得东北的进展很顺利，就还在扩大进攻，以占领更多辽宁、吉林的城镇。同时，日喷人扶植了一些满人贵族，成立了一些地方伪政府，日喷人还收买一些土匪、地痞，充当伪军、伪警察。这样，对西方国家他们就可以喊：日喷保证对东三省没有侵吞的野心！后来还让这些人出面搞一个什么“东北自治政府”。
上海的形势一度也确实挺让人担心。上海的日喷银行失盗后，报纸也登了“一个东北口音的人”打的电话，表示这是对东北的中国银行被抢的报复。
上海的中国人都兴高采烈，而日喷人气急败坏。日喷政府命令重光葵对中国中南部的抗日救国运动，向国民政府提出重大警告。上海日领事馆更是致函上海市政府，质询有无保护日侨能力，否则将取自卫手段。日喷人数千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带示威暴动，殴打华人，日喷派到上海的陆战队络绎登岸。
但银行是在租界内的，那儿的治安与上海政府无关。特别虹口一带是公共租界中由日喷人自己管治安的地方。在这个时空上海没有法定的“日喷租界”，除了法租界就只有公共租界。但是虹口一带是日喷人较集中的地方，而且由日喷海军陆战队负责保卫、治安，所以后来也有上海人称之为“东洋人地界”，但这并不是“日租界”的意思。
在共济会的安排下，原来在虹口的中国厂商们都把商店和厂搬到科辉开发的徐家汇边上的新商业区了。科辉给予了一定的优惠，加上上海人民对这些工商业者的同情和支持，使这儿很快形成了一个繁华的区域。而虹口一带东洋人商业区，变得冷冷清清，这是日喷人闹事的结果，中国人都不太敢去这个地方了。在虹口外面，日喷人要闹事的话，上海市民都予以抵抗。共济会的人带头反抗，各路中国人也都帮忙，中国人毕竟比较多，日喷人沾不到便宜。
一时里，上海有更多的人加入了共济会。在共济会保安队的组织下，上海工商界有了准备，日喷人闹事，就有人去制止；他们不闹事，中国人不主动找事。日喷人的闹事往往沾不到便宜，之后，欺软怕硬的日喷人反而不太敢闹事了，不过小的冲突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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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喷政府就上海等地民众反日事件提“抗议”，南京政府的回应是，要各地政府压制抗日行动，还要张学亮压制东北民众的抗日救国组织和活动！
张学亮与财迷等人商议，回答说，要带东北军回沈阳、回东北，以执行日喷政府要求和中央的这个命令！日喷人过了好几天才有了反应，说不允许张学亮回沈阳，后来还说不再与张学亮接触谈判，只与伪政府接洽！
而广州的国民政府更可耻，让警察压制抗日学生活动，在冲突中警察开枪打死抗日民众十五人，伤八十余人！次日群众集会抗议，广州政府下令戒严！
日喷在暗地里当然在加紧侦查这些银行大盗，他们对这保险库门竟然被切割了觉得很奇怪，认为是日喷公司产品的质量有问题。
而上海市民对日喷银行案件，以及这些抗日侠盗，有许多版本的传说。如果金庸先生听了，定能写出好几部小说来。
第三部1931年 第九十二章 大华联合发展银行
东洋银行的被盗，还引起了一场金融危机。有不少人存了钱这东洋银行和朝鲜银行，虽然主要是日本的客商，但也有一些就近的华人客户，以及一些在日本纱厂工作的中国工人。纱厂工人是在工厂的动员下去存钱的，共济会对这些东洋纱厂工人组织了一下，让他们去东洋银行提款。开始时，东洋银行还从在南京的分行搞了点钱来应付，反正工人的钱额都不大。东洋银行希望装出他们有能力应付提款，来让人们放心，进而不再有人挤兑。
但后来，一些大的客户见到老是有这么多人挤兑，也加入了取钱行列，最后连一些日本人也坐不住了，拉开面子，去提款。这下真的让这二家银行高挂“免战牌”，准备破产了。纱厂工人因为行动得早，极大多数都拿到了血汗钱，他们更加感谢共济会的提醒了。
东洋银行被共济会给搞倒闭了，不过这事没有就此结束。东洋人气得要死，也想报复上海的金融界，他们利用特务鼓动一些人在外面放风，说是华资银行的资金也不行，不可信。看到东洋银行的事，很多上海人也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也去各家银行挤兑。
银行收到的储蓄，一般都贷款出去了。就是正常运行的银行，遇到挤兑都会产生资金短缺。一些大银行还可以，他们本身信誉好，去提钱的人也少一点，再从别的城市调动一下，储户看到随时可以提到钱，反而不再提了。
但一些小银行就不行了。越是想压缩营业时间、让少点人提款，越是有更多客户要来排队。
上海中兴银行等几家小的银行首先项不住了，这几个银行的股东们多数是共济会会员。上海中兴银行经理宋文华等较好的企业家，意思是尽量把钱发给储户，实在不行了，才宣布破产。但有的股东想乘银行还有点钱，就股东们先把本金分一下，也可以收回一点成本。宋文华等人与几家大银行联系一下，希望能挤一点现金给他们小银行。但大银行现在也不轻松，没有什么银行可以借钱了。
宋文华他们来到科辉，希望共济会能够帮他们这些会员一点忙。大凤与财迷通电报商量的结果，就是让上海中兴银行等几个小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其中有股东要退出的，股份全部由科辉买下。至于挤兑，也由科辉来应付。现在科辉手里几千万的现金是足够应付的。
于是，“大华联合发展银行”成立了，科辉成了大股东之一。大家听说科辉的才弥先生成了这个银行的老板，银行规模又变大了；银行又加班加点，让顾客提款，没到期的存款也让提！这下子，挤兑的人反而没了，倒有人来存款了。华人银行的挤兑风波也因此结束。上海商业界的人都说这共济会有实力，又为实业界做了一件大好事。
财迷在“抗日义勇军”司令部干了几天后，人员慢慢多了点。期间空军司令冯庸来看了他。因为东北空军的撤离准备做得最好，所以损失最小，这儿有财迷“预测”和提醒的功劳。
另外冯庸大学的学生教师虽然在北京有个落脚点，但开展教学的条件还不行。有些学生不想学习了，而是想要参加抗日义勇军。财迷与冯庸一起去学生处讲话，劝阻一下。
财迷对学生讲话的意思，是用技术，来开发武器和研究情报，作用往往比当战士强。而且打仗离不开经济基础，所以也要人来搞生产建设。并邀请大家到上海科辉学校去，继续教育和学习。
冯庸也觉得到上海去是个办法，他自己要在北平、天津和保定（是这个时空河北的省会）几个机场忙，对学校的事照顾不到，所以把学生、学校并到财迷这么个“著名科学家”领导的科辉学校，他也就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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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义勇军”司令部的架子搭起来后，人手多了。派了几个可靠的小组，带了一大叠的“委任状”和电台、密码进东北，去联系冯占海等几个大的抵抗武装。共济会在辽宁和吉林的力量也帮这些联络小组的忙，联系反抗力量。还把掌握密营的人尽可能找到北平，成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