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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蕃、窦武败亡之后，汉羌战争的最后决斗也已迫在眉睫。公元169年七月，段颎大破东羌于射虎谷（今甘肃省天水市西），斩首1万9千，而汉军阵亡者仅有4百余人。如此悬殊的阵亡比例，充分证明了段颎的军事才华。在此之前，羌人击汉军，往往以少胜多。如果以往的汉军将领能像段颎这样作战，汉羌战争可能根本不成其为战争。如今战争硝烟散尽，可惜破格重用段颎的汉桓帝已经看不到胜利的捷报了。
射虎谷之战宣告了汉羌百年战争的正式结束。如果我们相信古籍的记载，那么“羌”这个民族几乎被灭绝了，少数余部根本不可能形成气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仅仅十几年后，羌人还将随边章、韩遂、董卓、马腾、李傕、郭汜等军阀举兵，客观上加速了东汉帝国的灭亡。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东汉帝国已经灭亡之后，维护汉朝的最后一股势力——蜀汉，居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羌人的军事力量苦苦支撑。刘备从小喜欢编织，与羌人的特产——牦牛尾结下了不解之缘；青旄等羌族部落的骑兵常年跟随刘备出生入死，又特别为诸葛亮看重，在书信中屡屡提及；为刘备占领益州立下大功的马超，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羌族血统；诸葛亮出岐山北伐时，凉州诸羌群起响应；更有甚者，最后一名为汉朝捐躯的将军姜维，也像他的姓氏“姜”显示的那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羌族人。当汉朝在大多数汉族人心目中已经像肥皂泡那样破灭之时，羌人却还在为之浴血奋战。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加沉重的话题得讲，那就是第二次党锢运动。如果说第一次党锢运动仅限于禁止党人参予政治事务的话，那么第二次党锢运动显然要血腥得多，因为其中涉及了太多的权利纠葛。既然陈蕃、窦武一党想要屠杀宦官，那么宦官自然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段颎的捷报送到洛阳后，他们终于可以集中力量下手了。
射虎谷之战的3个月之后，也就是公元169年十月丁亥日，中常侍侯览命人指控李膺、杜密等百余人为钩党，要求逮捕他们。郭泰在当年春天刚刚去世，所以不在名单之中。逮捕令下达后，大部分党人都选择了坦然入狱。历史教训证明，像张俭、刘表那样逃亡，代价太高昂了。当朋友劝李膺远走他乡时，这位老者却平静地说道：“出了事端不推卸责任，犯了法律不躲避刑戮，这是臣子最基本的节操。我年已六十，祸是自己招来的，又有何可避呢？”也许，上次桓帝迅速宽恕党人，令他们此时还心存幻想，以为自己大不了也就是再次被革职为民，回家种地而已。
但与第一次党锢运动不同，执政者这次因为已经大开杀戒，便决定干脆斩草除根。听说要处决党人，时年14虚岁的汉灵帝感到稀里糊涂，便问中常侍曹节：“党人为什么要被杀掉呀？”曹节回答：“党人们相互拉拢，图谋不轨，妄图颠覆我国家，夺取我政权。”汉灵帝听了十分害怕，立即在判刑文件上签了字。很快，李膺、杜密等百余人党人便全部被执行了死刑，他们的亲友也都被列入党人的黑名单，禁止入朝为官。天下名士之中，只有袁闳没有受到处罚，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批评过阉党，而是因为他隐居山林，消极避世，甚至不再与袁家的其他成员来往，对宦官的实权没有形成威胁。
在上百名士大夫喋血京师的第二次党锢运动期间，袁绍正在家乡汝南安安静静地服着他的“六年之丧”。这是多么奇异的现象！
为了解释这件怪事，就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
袁绍的首任妻子是谁？
这个问题仍然史无明文，《后汉书·袁绍列传》只说他的后妻姓刘。然而，《后汉书·党锢列传》中提及：李膺之子李瓒对自己的儿子李宣说：“袁本初汝外亲。”所谓“外亲”，与“外戚”的意思相同，即姻亲。李膺在公元169年自称“年已六十”，说明他生于公元110年，比生于公元146年的袁绍年长36岁。所以，袁绍很可能是李膺的女婿，即李瓒的姐夫或妹夫，也是李宣的姑夫。当然，情况也可能相反，即李瓒是袁绍的姐夫或妹夫。但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袁成“早卒”，且有一个女儿嫁给高躬，生第二个女儿的可能性不大；袁逢的女儿既是袁绍的姐妹，也是袁术的姐妹，但袁术却不被李宣视为“外亲”。因此，李瓒不太可能娶袁家女子为妻，袁绍的首位妻子应是李膺的女儿。
与党人领袖李膺的联姻，肯定出于袁绍及其长辈的精心设计。李家相传为赵将李牧之后，与袁家同属土德、崇尚黄色，同为豫州大族，在社会上又备受尊崇，与之联姻的好处显而易见。对于李膺来说，袁绍英俊潇洒，知书达礼，虽然不过十几岁，但作为袁成的宗法继承人，已是一家之主，私人财产至少有上亿之巨，条件这么好的女婿一百年也未必能找到一个。所以，双方一拍即合，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在第二次党锢运动发动之后，袁绍却要为这次联姻付出沉重的代价。
身为党人领袖，李膺受到的处分尤为严厉。他自己被处死不算，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流放到边塞，其门生、故吏及所有直系亲戚全部被禁锢。于是，李膺的女婿袁绍也成了党人，同样必须被禁锢。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在母亲去世和党锢运动开始后，只能赋闲在家，还得为自己没进监狱而感到庆幸，原因大概是袁家在宫里有袁赦帮忙说情。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一直要等到公元184年党锢运动终止之后，才能出来做官。同样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的前两个儿子——袁谭和袁熙——会比小儿子袁尚大出许多，因为他们是袁绍在6年丧期之前生育的，而袁尚是袁绍在6年丧期之后生育的。在这6年丧期内，袁绍真的遵守丧礼，没有和他的妻妾们生育任何子女。
至此，袁绍的“六年服丧”之谜已经逐渐揭开了面纱：
在第二次党锢运动开始的公元169年，袁绍刚刚完成了自己的三年母丧。袁绍见自己的岳父李膺等党人被处死，十分害怕，只好在故乡继续呆下去，而名义就是为自己宗法上的父亲袁成追补服丧。其实，他对这位没给自己留下任何印象的伯父兼继父不可能有多少深厚的感情。他的后三年服丧，更多地是在哀悼自己的岳父李膺等党人之死，也聊以避世，等待复出的时机。这使得他的青年生涯非常与众不同，特别是与他的异母兄袁基和异母弟袁术相比，显得更加特别。
被禁锢的党人袁绍固然必须赋闲在家，但是并不必苦修72个月之久的超长丧礼。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看来主要是为了在士大夫，特别是党人中树立威望。正是在第一次党锢运动之前三个月，著名党人荀爽曾经上奏汉桓帝，强烈要求在官员中恢复“三年之丧”制度。党锢运动开始之后，袁绍不仅没有为了避免戴上“党人”的黑帽子，与李膺的女儿离婚，反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仕途，身体力行地坚持执行“三年之丧”，尔后又“追行父服”。这种行为看似反常，实际上是对汉朝政府的抗议示威，必定会赢得荀爽等党人的钦佩，为袁绍以后的人际交往积攒政治资本和领袖威望。除此之外，自从袁安平反楚王英案，挽救许多佛教徒的生命以来，袁家便势必会时常与佛教接触，这或许也是袁绍过6年禁欲苦修生活的精神动力来源。
在禁欲苦修期间，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忍”字。汉语中的“忍”字有双重意思：一是忍耐、坚毅、有自制力，二是残忍、不宽容。这两重意思看似自相矛盾，其实却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中世纪日本的“忍者”，也许能最好地诠释“忍”字的这双重特性：对自己强加极高的要求，尽全力保持和提高坚毅、忍耐的自制力；对他人则相当残忍、不宽容，甚至对自己的子女都是如此。在这个方面，古代印度和希腊的武士阶层（即所谓“刹帝利”），与日本忍者也极为相似。笔者认为，长期的禁欲往往会导致人性的扭曲，如果修炼者信奉的理论中缺乏恕道，便容易产生反社会、甚至反人类的思想。袁绍经长期禁欲苦修和赋闲在野之后，一旦手握大权，便立即开始极端血腥的报复，后来又把仇恨的火花撒向亲友、部下和同事，最终导致众叛亲离、自我毁灭，其思想根源恐怕正在于此。
作为袁家仅有的党人，袁绍可以孤独地过他的苦行僧生活。但对于袁家的其余成员来说，汉灵帝的朝廷可从未忘记他们。据《后汉书·崔骃列传》记载，在建宁年间（公元168～171年），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