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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隗这次入阁时，已经失去了最得力的助手——兄长袁逢。公元179年，袁绍、袁术的生父袁逢因病辞去司空一职，此后便在所有史籍中失踪，应当是在公元180～183年间病逝的。身为曾经担任过三公的要员，袁逢和他的父亲与祖父一样，享受到备极哀荣的葬礼。蔡邕当仁不让，再次执笔，在碑文中盛赞袁逢道：
“在您负责管辖的区域，您都预先深入了解当地情况，所以无需下达许多严肃的公文，百姓的风俗自然就变得淳朴；无需制订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一件事都能办得井井有条。您的恩惠是那样的甜美，您的心胸是那样的博大，真可谓是兼备了天道、人道、地道这三种才智，集刚、柔两种美德于一身，令别人实在难以超越。在此，我们献上自己由衷的颂词：‘上天真眷顾汉朝啊，所以赐给我们这样伟大的家族，世世代代辅佐皇帝治理天下；您的品德是那样的崇高，子子孙孙都不衰减。仰望那巍峨的宫殿，是您亲自建造；感受那完备的礼仪，是您亲自设计；倾听那美妙的乐曲，也是您亲自谱写。天子的表情是如此端庄，朝廷上的每个人都能各司其职，官员和民众之间彬彬有礼，就连最遥远的西方国家都派遣使者前来学习，这太平世界的巩固和发展都靠您的睿智在支持。您的仪表是那样的高贵，您的品德是那样的感人，足以充盈整个宇宙！请看京城是多么的繁华，是因为有您在治理；请看禁卫军是多么的威武，是因为有您在统帅……’”
蔡邕就用这样一篇墓志铭，送走了袁绍和袁术的父亲袁逢。笔者不怀疑，袁逢的政绩能够被后人超越；但笔者很怀疑，蔡邕的这篇歌功颂德之词能否被后人超越。袁家对蔡邕确实相当照顾，据蔡邕在《与袁公书》信中说，袁家成员经常整日与他讨论学术，或者出外游玩，还不时举办宴会，一起喝麦酒，吃烤鱼，“欣欣然乐在其中”，关系看来十分融洽。可是到后来，当袁家被董卓满门抄斩之时，蔡邕不仅未发一言相救，还继续忠心耿耿地辅佐董卓，为此搭上了自己的性命。笔者估计，蔡邕对袁家人拿自己当只会写墓志铭的书生看，而不帮自己在官场上开拓仕途，早已心藏不满，时间久了，便成积怨。于是，他当面把袁家人吹捧得越来越肉麻，背地里对袁家人却越来越仇视，这类事情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发生过。
身为墓志铭专业户，蔡邕感觉自己的生意越来越好做，这当然是因为去世的高官显贵越来越多。公元183年，前太尉桥玄病逝，享年75虚岁，蔡邕受桥家委托，再次提笔作铭。临终前，桥玄对赶来慰问的忘年交曹操说：“我死了以后，你如果路过我的墓地，而不准备一斗酒和一只鸡来祭祀的话，走三步以后也许会肚子痛，到时候可不要埋怨我啊！”
在乐天派桥玄的记忆之宫里，除了瘟疫和少数郡县的水旱灾情之外，自己人生的最后这一年应该算是比较太平的。然而，这只不过是大乱前夕最后的宁静罢了。一个风起云涌，激情澎湃，英雄辈出，诸侯割据的时代啊，马上就要到来。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8）
第四章千呼万唤始出来：瘟疫催生的活阎王
一场不期而遇的瘟疫，考验了中华民族，也考验了东汉朝廷的智慧。黑社会老大被迅速“招安”，他会痛改前非，为国效命吗？
第一节瘟疫的力量：被逼出仕的黑老大
罗马人的到来，不仅给刘家朝廷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恐怖的瘟疫。既然政府无力控制疫病蔓延，无助的百姓们只好求助于神灵保佑，太平道迅速蓬勃发展。为了拉拢士人对抗黄巾起义，灵帝解除了党锢。党人领袖袁绍“被迫”出山，成了大将军何进的头号参谋。他会因此改变本初俱乐部的宗旨吗？
公元2世纪末，中华文明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危局。从未有人听说过如此恐怖的瘟疫，从未有人见过如此怪异的病情。尧舜时的大洪水没有动摇过中华民族的意志，东周时期的500年内战没有减少中华民族的人口。但如今，中华民族所要面对的敌人，似乎有着无穷的超自然能力，简直就是死神本身。自从公元171年开始，仅仅一个世纪之内，中国的在籍人口就从汉桓帝时期的5600余万下降到晋武帝时期的1600余万。对于损失的那4千多万人口，瘟疫至少要和战乱各负一半责任。
这场横扫整个欧亚大陆，夺走上亿条人命的第一场世界性大瘟疫究竟是哪种疾病呢？学术界已经就此讨论了上百年，至少提出过6种理论：天花、伤寒、疟疾、流感、霍乱、肺结核。不过，由于古人对病情的描述不像现代医学用语那样精确，所以迄今还难以得出结论。也许上述各种疾病兼而有之，也许是一种尚未被现代医学所知的流行病。
面对这来势汹汹的疫情，汉灵帝曾经尝试利用政府的力量加以控制，不过他根本无法制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方案。官员们几次到民间察访疫情，散发医药，但却无法收到什么效果。本书第一章中提到的那位司徒袁隗的夫人、大儒马融的才女马伦，也在公元184年“寝疾不永”，染疫而亡了。
既然官府帮不上忙，人们就只得求助于良医或神仙。
就像乱世出英雄一样，大疫也出良医。东汉末年，中国出了二位享誉千年的医学宗师，他们的人生本身就是空前的传奇。最离奇的是：他们本来都是官迷，并不想以医学为职业，只是在官场碰壁之后，才勉强投入治病救人的事业之中。其实，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名医都经历过这样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们原是知识分子，坚定地信仰“学而优则仕”，但总不能在官场施展抱负；而在改行从医后，由于有优良的文化修养，他们对古代医书的理解力远远超过一般的医生，再通过勤奋的不断实验，因而成为一代名医。
公元2世纪70年代的一天，“本初俱乐部总经理”何颙碰到了一位刚成年不久的年轻老乡，因为弄到了南阳郡的孝廉名额，所以准备入朝为官。何颙和他聊了很长时间，最后下断语说：“你考虑问题精密严谨，可惜观点与现在的主流差得较多，别人很可能认为你的格调不高。这样看来，你想在官场上有所成就，恐怕很难啊！现在正逢天下大疫，你如果改行从医，必能成为一代名医！”这个年轻人听了何颙的意见，不以为然。很快，他被朝廷委任为长沙太守，高高兴兴地上任去了。可是没过多久，他果然干不下去，被免职回乡。到了南阳郡，只见病死者白骨蔽野，惨不忍睹。这时，他才想起何颙的建议，于是虚心向南阳郡的名医张伯祖请教医术，后来终于超过老师，成为旷世“医圣”。
这位与何颙同乡的名医姓张，名机，字仲景。作为那次大瘟疫的宝贵经验总结，他的《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至今仍被奉为最伟大的中医经典之一。在这两部著作中，他多次提及“伤寒”与“霍乱”两种流行病，但从该书内容看来，这两个概念和现在流行的西医疾病分类定义完全不一样，所以难以由此判断当时的瘟疫种类。
大约与张仲景同时或稍晚，在曹操的老家沛国谯县，也出了一位名医——华佗。他的事迹同样有趣，但由于和本书主旨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就不多谈了。
在那个瘟疫肆虐的年代，除了医学界欣欣向荣之外，宗教界也呈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汉灵帝时期，张仲景和华佗等名医都尚未出道，严重的经济危机又令众多贫困患者无力求医。他们此时唯一的选择，就是祈求神灵的保佑。当时，道教和佛教的精英意识较强，影响主要限于大都市，道士与和尚极少深入占东汉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乡间，那里自然就成了新兴民间宗教的天堂。
由于错误地将释迦牟尼当作越过秦国西行的老子，东汉人普遍把佛教视为道教的一个支派，以为两种宗教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在佛教的影响下，道教的宗教特色日益强烈，在东汉末年又产生了两个全新的支派：太平道和五斗米道。
太平道因其尊奉的主要经典《太平清领书》而得名。这部书共有10部，170卷，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太平经》。此经本名《素书》，只有2卷，后来经多人增补，才达到了如此庞大的规模。早在汉顺帝在位时期，就有人将它献给朝廷，但是没有得到重视。随着大瘟疫的流行和经济危机的加剧，该书突然在民间流行起来。
《太平清领书》内容复杂，不易分析，但有2个突出的特点：一，它宣扬“人无贵贱”的平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