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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热爱坐牢的人不积极反对古老监狱的破坏者，这种怪癖也不算有罪，因为破坏者拒绝修建新的监狱而使群众流离失所，在一切救世主看来，这都是一件可怕的事。
文明的最高峰必然是共产社会，否认这个明证是很困难的。研究过去和现在，都会证明一切进步都是在这条道路上迈进一步；研究今天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不可能找到其他合理的解决。一切都得走向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又只能取决于普及教育，因此也得取决于我们的善良意愿。所以，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它是正常的发展，和五花八门的空想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卡贝在《伊加利亚游记》中和建立诺沃①的尝试中，恰恰错误地把对未来的合理理想和贩卖次货的空想家毫无根据的幻想混为一谈了。他当然比他的对手遭到了更沉重的失败，因为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不是由一只有两只脚、没有羽毛、没有翅膀的鸟，在人类社会的一个角落里产生和孵化的鸟蛋。
①诺沃（Nauvoo）是1849年卡贝在美国建立的“共产主义者殖民地”。
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都向革命宣了战，他们谴责革命是不可救药的否定论。三十年来，他们的说教已向世界宣布毁灭性的时代已告结束，而他们各派救世主的有机时代来临了。这三个派别竞卖膏药，只在咒骂革命者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他们抨击革命者是不睁眼看新光明，拒绝倾听生活良言的顽固罪人。
共产主义者从来就是民主主义最勇敢的先锋队，而追求空想者却在所有反动政府面前竞相献媚，用侮辱共和国来乞求政府的恩赐，这一明显的事实就足够说明二者的区别了。因为共产主义是根本，是革命的精髓，而一切新的宗教和旧宗教一样永远是革命的敌人。
谁不知道圣西门主义者今天成了什么了：成了帝国的支柱。人们当然不能谴责他们脱党。他们的学说胜利了：资本至上，银行和大工业成了万能。他们依靠这些统治国家，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但是说起来，这些善良的人还曾被当作是危险的革新者呢！
傅立叶主义者十八年来骑在共和党人头上，对路易·菲力蒲阿谀逢迎，他们在共和国胜利时投靠了共和国，他们本以为会得到权势，结果却受到了排斥。他们出乎意外，大为震惊。滑稽的乌托邦在大风暴中消失了。但他们的残余渣滓还混杂在民主人士的队伍里。他们不再有别的希望了。
实证主义这一世纪的第三个空想，以否定一切宗教开始，而以嫁接在天主教讽刺画上的等级制度告终。此外，它自行分裂了。正统派分子们在这位预言家逝世的房间里庄严地做着孔德①学派的弥撒。新教徒却用他们一生去否认他们所宣传的教义，或者在宣传他们所否定的教义，随你怎么说都一样。这两派都是同样以害怕打击，尊敬武力，注意避免和失败者接触而引人注目。
①奥古斯特·孔德（Augustte，1798—1857年）：哲学家、社会学者。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的历史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它的基本论点是意识决定世界，改造世界。在他的科学分类中，社会学既然是一门最复杂的科学，所以占了首要地位。在政治方面，孔德的思想体系是反动的，因为他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调和”阶级矛盾和建立平衡。1848年以前，布朗基曾专心研究过孔德的著作。
孔德晚年致力于歌颂沙皇尼古拉，践踏革命者。他为了博得反动派的欢心，臆想出了一套等级制度。但反动派和沙皇都不屑转过头来看它一眼。
宗派分立论者也曾哄动一时，有点虚幻的影响，因为害怕无神论的人曾经隐蔽在这模棱两可的外衣之下。但是危险一过，这点存在的幻虚就烟消云散了，实证主义者不是变成社会主义的尾巴，就是转移到保守主义的阵营中去。
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革命，不应该做出乌托邦的姿态，共产主义永远不能和政治分开。以前共产主义是在政治之外的。而今天它却处在政治的最中心。政治不过是共产主义的服务员。为了保持政治为它服务，共产主义应该爱惜政治。即使在胜利的前夕或胜利的第二天，都不可能把共产主义突然强加于人。这就等于要去太阳上一样，还没有飞得多高，就会摔在地上，四肢摔断，得在医院里住上好久。
不要忘记这条公理：教育和共产社会是并肩前进的。彼此不能超越一步。全世界都在大声地叫喊只要有连体双生子中的一个就足够了。但是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缺少了另一个，都是不可能来的。
的确，这些一致呼吁的言下之意是指教育的定义。但我们已经看到，定义有两个：一个黑的，一个白的。我们不要受骗。圈套都在那里。政府和保守主义只要教士们办的教育，而这就意味着黑暗。他们疯狂地追求这一结果。凯撒、谢洛克和罗跃拉手挽着手去战胜黑暗。他们不可能达到目的，但他们也阻止我们达到目的。
我们和他们这两种敌对力量相持不下。谁也不能前进，谁也不愿后退，都在原地不动。对于我们来说，保持这种局面就是胜利。听命于黑暗势力的有五万个教士，五万个修道士和将近四万个小学教师。因为几乎所有的人今天都屈服于教会。大学完全叛变了。
我们甚至不能指望报纸。反对党报纸走不出城市。农村只有反动落后的报纸，这些报纸用书面的宣传来支持本堂神父、反动分子和大地主的口头宣传，整个都是反对我们的。没有支持我们的。
那么，我们还剩下什么呢？进步在社会情绪中的传播，人与人通过铁路的往来、公众的良智，尤其是我们敌人的表演，这些都是我们最好的辩护。愤怒也许在不断高涨，但这是一种靠不住的力量。今天的愤怒往往变成明天的恐惧。除了教育之外，没有别的牢固的基础，而敌对的力量要使教育瘫痪。我们却在观望等待。
但是革命的第二天，总会出现非常事件。这并不是说革命会造成突然的转变。人和事物依然和昨天一样。唯有希望和恐惧对换了位置。枷锁被打碎了，民族自由了，在民族面前展开了一望无际的广阔天地。
那时我们该怎么办呢？象1848年那样，把换班的新马套在原来的马车上静悄悄地沿着原来的道路前进吗？我们知道这条道路通向何方。相反地，如果常识终于占了上风，那么在这里就看得到肩并肩地开辟出来的两条平行的道路。一条道路一步一步地走向全面普及教育；另一条道路相应地一步步走向共产社会。
在这两条道路上，开始时采取的是同样的措施：消灭一切障碍。这些障碍是人所共知的。这里是黑暗的军队；旁边是资本的阴谋诡计。要把黑暗的军队赶出国境，这是一件简单的工作。然而，资本却不那么容易对付。我们知道它的不变方式：不是逃走就是隐藏起来。然后，资本家站在窗前，心安理得地看着人民在水沟中挣扎。这就是1848年的历史。人们呻吟、哭泣、诅咒，然后被彻底打败，悔恨也来不及，重新带上了枷锁。我们不要再让上述历史重演了。
要防止货币消失是不可能的！不必作此妄想。但是动产，甚至于不动产都是既不能隐藏，又不能逃走的。这就够了。先办最紧急的事。
紧急规定
经济方面
1．命令工商企业主暂时维持企业现状，保持原有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工资，违抗命令的人给予驱逐出境的处分。国家将和企业主进行商谈，共同作出安排。凡是因反抗命令而被驱逐的老板由政府管理机构代管其企业。
2．召开主管方面的大会来解决海关的问题，矿山和大工业企业的问题，信贷和贸易的问题。
3．大会负责奠定工人协会基础。
给老板下命令，可以防止资本家突然而来的意外反抗。在初期，这一命令是非常重要的。劳动人民可以不用站在水沟里，而是在其他地方等待新的社会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