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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武器，并把使用武器的特权交给一个阶级或一个行会，那这个国家就成了一个奴隶。
在古老的共和国里，在希腊和罗马，全体公民都知道战争的技术，都打过仗。那里不知道有什么职业军人。西塞罗（Cicéron）当过将军，凯撒（César）曾是律师。在脱掉长袍穿上军服以后，任何人都是上校或上尉，都精通自己的专业。只要法国不是象希腊、罗马这样的国家，我们就会成为文质彬彬的人，让那帮冒充好汉的军人任意宰割。
成千上万受过教育的青年，无论是工人阶级或是资产阶级都在可恶的枷锁下战栗。他们有没有想到过拿起刀剑来粉碎枷锁呢？不，他们只拿笔杆，笔杆，永远是笔杆。作为一个共和党人的责任，为什么不既拿笔杆又拿刀剑呢？在暴政统治时期，写作虽好，但当奴隶的笔杆已无能为力时，战斗却是更好的办法。哎呀，完全不对！要办报纸，还会坐监牢，谁也不想打开使用武器的书来学习二十四小时，虽然这种技术就是我们压迫者的一切力量，虽然这种技术能使我们为自己复仇，能使我们惩罚我们的压迫者。
可是，这些怨言又有什么用呢？用悲叹代替行动，是我们时代的愚蠢风气。这种风气是耶利米①式的。耶利米摆出各种不同的姿态：痛哭流涕，无情攻击，满口教条，包办代替，暴跳如雷，他本身就是灾难中的灾难。让这些挽歌的流泪者，让这些自由的掘墓人滚开吧！一个革命者的天职，就是不断地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斗争到死为止。
①耶利米（Jérémie，约公元前650—590年），以色列的四大先知之一。《圣经》载有《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译者
要组成一支军队会缺少干部吗？当然！应该在战斗中就地临时凑起来。巴黎人民会提供干部人才：老士兵和前国民自卫军。他们人少，将使军官和军佐的人数不得不压缩到最低限度；这没多大关系，志愿兵的忠诚、热情和智慧，可以弥补这个军官不足的缺陷。
重要的是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组织起来。不要再搞这些混乱、孤立、分散、盲目行动、毫无纪律、没有一点集体思想、各自一方、完全根据自己意愿办事的起义！不要到处杂乱地设置街垒，对自己和对敌人都一样浪费时间，阻塞街道，妨碍交通。共和党人应该和军队一样有同样的交通自由。不要走冤枉路，不要混乱和喧嚷！每一分钟和每一步路都同样是宝贵的。尤其是不要困守在自己的街区里，象起义者所经常做的那样，结果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这种怪癖在造成失败之后，还容易使起义者遭到放逐。必须纠正这种怪癖，否则还要遭到灾难。
（1868年）
《布朗基文选》
布朗基著 皇甫庆莲译
布朗基传略
不断地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斗争到死为止，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天职。
——A．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于1805年2月1日生于距尼斯约五十公里的小县城普格德尼（阿尔卑斯山——滨海省）。他的父亲，多米尼格·布朗基（Dominique Blan－qui）曾是国民公会议员和吉伦特党成员。他由于赞同波拿巴政变，于1800年被任命为普格德尼的县长。路县·奥古斯特的母亲索菲·伯利翁费勒（Sophie Brionville），生于皮卡尔迪，姿容秀丽，品德高尚。布朗基从他身上继承了果敢坚毅的性格。她一直到死，都对她儿子表现了伟大的母爱。她六十岁时，还为她儿子和她儿子的朋友积极策划从圣米歇耳山监狱越狱；在她七十五岁那一年，她到了贝尔岛再一次帮助她儿子和他的同志卡扎旺（Cazavan）策划越狱的事。奥古斯特的哥哥、著名的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Adolphe Blanqui），在年轻时代和奥古斯特有深厚的手足情谊；他当时赞同过奥古斯特的政治观点，可是不久之后就和他分道扬镳了。
相反，布朗基一直和他的姐妹保持很好的关系，昂土瓦恩夫人和巴雷利爱夫人（Mmes Antoine et Barrellier）在他一生中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她们同情他的革命活动；他受苦的时候，她们关怀他；他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她们照顾他，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帮助他；他住在巴黎的时候，她们掩护他。
布朗基十三岁的时候到巴黎去找他哥哥阿道夫，当时他哥哥在玛珊学校①担任教师。在1818—1824年六年之间，年轻的布朗基先后在玛珊学校和查理曼中学学习。他以极大的热情和非凡的努力对待他的学业，他的才能使他周围的人感到惊讶。他哥哥阿道夫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说：“这个孩子将会震撼世界！”
①遵照拿破仑一世制订的中学教学制度，玛珊学校的高班生在查理曼中学上课。
十九岁的时候，布朗基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中学的学业。最初他在孔庞（pans）将军家做了两年家庭教师，后来又在玛珊学校当辅导教员。1824年，他加入了烧炭党②人的秘密组织。1827年，他参加了所有的学生运动，曾经三次受伤，两次被刺刀刺伤，一次是11月19日在乌尔街的街垒上被子弹打伤。
②Garbonari，十九世纪初期在意大利组成的秘密团体，因最初在森林里烧炭场所集合，故名烧炭党。复辟王朝时代这一组织扩展到法国。它的主要目的是发扬自由主义思想和争取意大利的统一。——译者
在1828—1829年间，他游历了法国南方、意大利和西班牙，1829年8月回到巴黎。随后，他在《地球报》做了几个月速记员。在这段时间里，他接触了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1830年7月，反对查理十世法令的浪潮刚刚掀起时，布朗基就离开了《地球报》编辑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立即“拿起了枪杆，戴起了三色帽徽”。在革命的日子里，他站在巴黎人民一边，反对查理十世的军队。渴望斗争的布朗基深信人民必将取得胜利，专制制度和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锁这一次会被彻底粉碎。革命的结果使他失望：专制制度在新的形式下复活了；“资产阶级国王”路易·菲力浦代替查理十世登上了宝座。
革命后不久，布朗基加入了由歌德弗尔乐·卡芬雅克（Gode－froy Gavaignac）领导的、竭力宣传共和思想的“人民之友社”，布朗基经常在“人民之友社”的集会上发言。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亨利·海涅（Herri Heine）听了他在1832年2月2日的讲演，认为是一篇“充满生命力、义正词严、对资产阶级充满愤怒”的演说。这篇演说是对着一千五百个听众发表的，演说的气氛会使人回想起1793年的情况。
在七月王朝的头两年，布朗基积极参加了几次学生示威游行，1831年初，他被警察逮捕，关进了福尔斯监狱，三个星期以后才被释放。福尔斯监狱是布朗基所坐过的许多监狱中的第一个，他在这些监狱里度过了半生。
1832年，路易·菲力浦政府的内务部长加西米尔·彼里埃（Gasimir Périer）企图解散“人民之友社”和逮捕该社领导人，并以违反出版法令和阴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审判“人民之友社”。1832年1月，布朗基、拉斯拜尔（Raspail）、托雷（Thouret），于贝（Huber）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被捕。这就是1月10日到12日在塞纳省刑事法庭上公审的著名的“十五人案件”。刑事法庭宣告了其他被告无罪，而布朗基进行的辩护，却招致检察官对他以危害社会治安罪，提起公诉。他被判处一年徒刑和二百法郎罚款。最初他被关在凡尔赛监狱，后来转到巴黎圣彼拉奇监狱。
然而，这些考验只能使布朗基变得更加坚强。出狱之后，他更加集中精力来宣传革命思想。同时，无论是在社会问题方面或者是在政治方面，他都扩大了知识，加深了认识。在这期间，布朗基受到巴贝夫（Babeuf）的朋友邦纳罗蒂（Buonarroti）传播的“平等思想”光荣传统的影响。他也受到了学者和革命家拉斯拜尔一定的影响。在七月王朝最初的几年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1831年9月巴黎人民的骚动，1831年11月里昂工人的起义，1832年6月巴黎共和人士的起义，1834年4月里昂工人的第二次起义和它对法国其他城市的影响（4月13日和14日的巴黎起义和它的悲惨结局，特朗斯诺南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