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借我一生-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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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归属。上海高等学校系统也成立了很多“司”，管辖人数也动辄数万。因此在社会上，不管哪个系统，与“司”无关的人少之又少，只局限于“被打倒对象”及他们的家属范围之内。连我中学里那些可爱的老师，开始受批斗，后来很快也都是“红教司”、“上教司”成员了，一个个挂着袖章有点滑稽。有一度，菜场卖菜的，路上扫地的，也都挂着这类袖章。不小心还能遇到一个挂着正宗“工总司”袖章的人，像我眼前的这个瘦个子青年那样，那就得让开一点，他没准要用一些动作来证明他与这个正宗袖章相称的身份。　　刚才那个瘦个子青年一时走神，竟然随口问我“属于什么司”，其实他一出口就发现问错了。我当时的回答是平平一句：“我们是批斗对象。”　　“哈，这就不太对了，对于被打倒对象的子女，没必要经常批斗，只要他们划清界限就行！”他说着朝我一笑：“你们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的造反派头头我们专门去接触过了，政策水平不高，确实不高！”　　他不说怎么不高，只用笑着摇头的动作表明，我们学院造反派头头的态度，比他们更苛刻。但我也立即明白，两个单位已经联系上了。　　他们去找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没有任何其他意图，只是摸摸我这个人有没有一点造反背景，影响他们对我爸爸下手。　　　　　瘦个子青年既然说到了“政策水平”，为了顺势表演，后面的话就更见“水平”了。　　“说到——”他要言归正题，说出我爸爸的名字了，这个已经被他们天天在标语上打叉、在批斗时狂喊的名字。我估计他会给我爸爸加一个头衔，放在名字前面，譬如“阶级异己分子”、“走资派”之类，这样一来就能立即显示出他的严肃性、权威性、宣判性。　　　他哽住了，也许在一个个头衔中掂量吧？　　“说到——老余，”没想到等来的居然是这么一个亲切的称呼，我的耳朵很不适应，而他却被自己的“政策水平”激动起来了。　　他故意又重复一句：“说到老余”，看我一眼，笑眯眯地，说了下去：“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难免会有一些历史问题、反动言行，只要正视历史，坦白交待，革命群众是会原谅的。我们连末代皇帝、国民党战犯都放了嘛，啊？”　　他说这些话时尽量压出嗓门里的低音部分，以便靠近他心目中的“老革命”。其实“老革命”也已经被他们打倒得差不多，因此皇帝和战犯也成了他们造反队放的了。　　“遗憾的是”，他没有用当时的习惯语式“让人愤怒的是”、“令人发指的是”，而是选用了当时几乎不会有人用的委婉外交辞令“遗憾”，可见也有一定的文化。接下去的话就立即升高了温度：“他到今天还避重就轻，处处抵赖，能推则推，不痛不痒，钝刀子割肉，半天不见血！因此革命群众才把他请到单位里来，好好帮助一下。”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这里房子并不宽余。造反队几个常委都挤在一间屋子里办公，要腾出一间房子给他住，还要再腾出一间给看守人员住，一下子就要两间，多不容易！但我们为了帮助他，没办法。”　　这话我有点听不下去，便用问题来打断：“我爸爸到底有什么问题？”　　他嘴角一牵，说：“那就不便对你们子女说了，这是审查纪律。”他显然不希望我们纠缠在具体问题上，因此继续往大里说：“企图搞复辟，就是要让我们回到旧社会去。要知道，在旧社会，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连饭也吃不饱！”　　——他万万不能提到“连饭也吃不饱”。我们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看了他几秒钟，想说什么，还是没有说出口。他也警惕地站了起来，看着我们。　　我终于开口问那个人：“能不能让我们见见爸爸？”　　那人满口答应，但他一直紧跟在一边。我们见到爸爸时，身边又多了两个看守人员。　　爸爸萎黄憔悴，眯着眼睛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叫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让我感到害怕的是他突然浮起一丝笑意，说：“我不要紧，家里的事，安徽的叔叔会来帮助，你们要孝顺祖母、妈妈。”　　说完又是一丝笑意。　　最后，他关照我们：“过两天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带来，我要穿。”　　　　　祖母和妈妈在我这里听到爸爸可能有自杀的企图，急了，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爸爸的单位。　　妈妈扶着祖母。祖母的“半大脚”一拐一拐地从海防路弯到江宁路，然后向南，走过淮安路口、昌平路口、康定路口、武定路口、新闸路口、北京路口，再朝西，终于到了。那一路没有公共汽车能完全乘到，老太太这是急急风地去救自己的儿子，昔日繁华的南京路，今　　夜只剩下了她的脚步。　　问了几个人，推了几个门，最后看到的，恰恰是一个批斗会的会场。爸爸已经低头站在台上，今天批斗的话题是：“挑唆子女对革命造反派领导施加压力”。　　会场已经坐满人，门口一个老头不知道祖母和妈妈是谁，没让她们进入。她们两个就站在会场外面，从一道门缝里观看。这是一个侧门，既能看到台上，也能看到台下的观众。　　批判者的发言，嗡里嗡里地听不清楚。　　她们两个，也不想去细听那些发言了，一门心思看爸爸，看他的神情气色，以及边上的人是否对他动手。　　这天晚上还好，只有两个发言者走到爸爸跟前追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推搡了四五下。还有一次，爸爸的脚可能被蚊子咬了，抬起左脚的脚背去搓右脚的脚肚，被边上一个造反派看见，说声“严肃点！”踢了爸爸一脚，但踢得并不重。爸爸被踢后向前一个踉跄，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失去了平衡。　　爸爸的踉跄，引来全场的笑声。　　这笑声使祖母和妈妈深感讶异，立即转身去看台下的观众。这一看不要紧，她们看到了阿坚、赵庸、张茂宏，这些“情同手足”的“当年同事”，他们也笑得很愉快。还有不少以前到家里来过的朋友，也在笑。　　妈妈这才叹了一口气，说：“这些人心肠也太狠了。他们都知道我家有那么多人……”　　“全是奸臣！”这是祖母用得最重的贬义词，却也不小心把他们抬高了。　　但是就在这时，妈妈发觉阿坚和赵庸向这道已经展开不小的门缝投来疑惑的目光。他们应该能够从祖母的一束白发、半个侧脸认出点什么。　　妈妈怕再生出点事来，拉着祖母要走。祖母说，她还要与造反派头头论理。妈妈说：“秋雨他们去了一次就这么批，您我再一出场，他更麻烦了。”　　祖母一想也对，就气咻咻地回家了，一拐一拐。　　　　　从爸爸在批斗会上的神情来看，祖母和妈妈估计他最近还不会自杀。她们觉得，如果很快就要自杀，就不会对那些批判者的“提法”那么认真地一一抗辩。　　这是祖母和妈妈的一次判断错误。　　爸爸这人，即便到临终前一分钟，也会对某个“提法”认真抗辩，这与很多人都不一样。几年前大画家程十发先生告诉我，他当年被批斗时常常与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站在一起，根本不听那些批判言词，只是一直低头注视着周先生的脚，心想这双“徐策跑城”和“追韩信”的脚居然并不大，于是耳边也就响起了隐隐的锣鼓声。程十发先生的这种潇洒只属于艺术家，我爸爸没有。　　爸爸即便像今天晚上那样被踢了，而且踢得一个踉跄，也可能无所感觉，他正竖着耳朵在听今天的批斗又有了什么新的“提法”——请注意，是“提法”，而不是“踢法”。　　其实，他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正以同样认真的劲头在策划着自杀。他对自己早已无所谓，在意的是这些“提法”将会给我们这些子女带来多大的灾难。　　他已经看到，这样的批斗，时间越长问题越多，而缩短时间的惟一方法就是自杀。自杀之后必定会有一场陈尸大批判，那毕竟是暂时的，当新的批判对象一批批地挖掘出来，他也就会被人们淡忘。他希望我们这些子女能在人们对他的淡忘中苟且偷生。　　他算过，自己已经四十五岁，实在已经活得太长了，因为他的八个兄弟姐妹都没有活过三十岁，而在安徽的弟弟又比他小得多。他现在惟一等待的，是安徽弟弟的信息。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来信，不知情况可好。　　他自己不敢写信去报告上海的不好消息，因为如果安徽情况很好，去信会是一种破坏；如果那边情况也不好，去信成了雪上加霜。　　他希望那边一切都好，那么，家庭有了依靠，他就可以走了，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