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位看见他使用清喉喷雾剂的印度分子学工程师和他取笑说，别把亚洲流感传播开来。一个瑞典的同事回忆说，艾恩在一次中饭时被一个越洋电话叫走。当他回来时，艾恩主动告诉大家，在他自家的实验室里有东西发现不见了，还开了另外一个玩笑。艾恩兴致很高地说，“噢，是的，非常有意思。”
在这时候有一个来自“契康”团体的生物学家又开始了他每天关于细菌武器的抨击，并且指控艾恩制造生物武器。艾恩来了个先发制人，说：“你是完全正确的。”会上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很少提起军事应用、工业垃圾以及这一类的题目。没有人回忆说看见艾恩和任何女人在一起，年迈的维尔希夫人除外。她坐在轮椅上，恐怕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多大影响力了。
艾恩的有一次谈话状态很糟，即使对他自己来说。他在公开场合的声音总是很糟，不过他的思想有着典型第一流头脑的那种清晰。这一次他看来有些笨拙，话说得很少。他的听众原谅了这一点，认为这是他基于安全原因而有些吞吞吐吐。艾恩接着谈起了一个棘手的题目，试图说明某某事的确是糟透了。当他最后说到哈得逊河的钟声鸟“是为后代鸟类而呜叫”时，好几位听众都认为他是不是喝醉了。
涉及到人类安全的大题目直到最后才进行，他突然开始描述他曾经用过的使白血病病毒发生变异和重组的方法。他用四个句子无比清晰地解释了这个过程，然后停了下来。接着他简单地描述了一下变异病毒的威力，其威力只是在高级灵长目动物身上才达到最大。至于病毒的宿主——他继续说——任何热血动物都可以成为宿主。此外，该病毒在大多数环境介质中均能保持其存活力，而且在空气中十分活跃。感染率是极高的。艾恩几乎没有停顿就补充道，没有任何参加实验的灵长目动物或偶然暴露于病毒下的人类能存活超过二十一天。
整个会场对这番话的反应是一片肃静，这种肃静仅仅被埃及代表跑向大门的脚步声所打断过。接着一个跟着他离场的美国人跑动时把一张镀金靠椅掀翻了。
艾恩似乎并不知道他的听众处于一种难以置信的麻木状态。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一个刚擤完鼻子的男子直直地盯着他的手帕不知所措。另一个在点烟斗的人叫了起来，因为他的手指被烧痛了。两个在门口谈天的人完全没有听见艾恩说些什么，他们的笑声清楚地传进死一般寂静的会场，紧跟着艾恩刚落的话音：“——拯救是毫无意义的。”
后来他们发现他在解释病毒是利用了身体自身的免疫机制，所以抵抗注定是没有希望的。
话说完了。艾恩无表情地环顾四周，等待着回答问题，然后便走下过道。等他到达门口时，人们蜂拥着追上他。他转过身来，很不愉快地说，“是的，当然这是十分错误的。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们都犯了错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一小时后他们发现他预定了一张途经西奈的卡拉奇机票，已经离开了。
安全人员在香港追上了他。此时他看上去病得十分厉害。他顺从地跟他们走了。他们经过夏威夷返回美国。
缉拿他的安全人员都是一些彬彬有礼的人；他们看见他很温顺，也就没有难为他。他身上没有武器或毒品一类的东西。他们在大阪时去掉他的手铐，让他散散步和喂喂鸟，‘很有兴趣地听他描述棕色矶鹞的迁徙路线。他声音沙哑。这时候，人们缉拿他唯一考虑的是安全问题。根本不存在一个女人的问题了。
在到夏威夷的路上他一路打着瞌睡，不过当海岛出现时，他紧贴着玻璃窗，开始喃喃低语。在他身后的安全人员立刻发觉可能有一个女人在那里，于是打开了录音机：
“……蓝色，蓝色和绿色，直到你看见伤口。噢，我的姑娘，我的美人，你不会死的。我不让你死。我告诉你，姑娘，事情已经结束了……性感的眼睛，请看着我，让我看见你现在还活着！伟大的女皇，我的心肝，我的姑娘，我救活了你吗？……噢，真可怕，混沌世界的孩子，穿着绿色的裙袍，在蓝色和金色的光照耀下……一个抛出的旋转的生活之球在空中……我拯救了你吗？”
到最后一段旅途时，他明显已经失去了理智。
“她可能欺骗了我，你知道，”他对政府人员说，仿佛在透露一个机密，“你们当然也要对此有所准备。我了解她！”他神秘兮兮地格格笑道，“她可不简单，会把你的心剜出来——”
过了旧金山后他高兴起来了，“水獭会回到那里的，你们不明白吗？我能肯定这一点。那条路堤不会长久，那里将会重新出现一个海湾。”
在汉密尔顿空军机场他们把他放上了担架。飞机起飞后他很快失去了知觉。在昏迷之前，他仍坚持要把最后一点鸟食撒向田野。
“你们知道，鸟类是热血动物，”他诚恳地向把他铐在担架上的特工说。接着艾恩微笑着陷入了迟钝状态。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天里，他基本上停留在这个状态中。当然到那时候，没有人会真的在乎。
两个政府人员在完成了对鸟食和清喉喷雾剂的化学分析后，很快就死亡了。在肯尼迪机场的女人才刚刚开始觉得不对劲。
他们放在他床上的录音机一直工作着，可是如果有人把它回放一下，录下来的不过是一些含糊不清的呓语，“嘉伊娅·格罗里亚特里克”，他低吟着，“嘉伊娅姑娘，女皇……”他时而得意万分，时而痛苦之极，“我们的生命，你们的死亡！”他叫喊道，“我们的死亡也就是你们的死亡，没有必要那样，没有必要！”
在另一些时候他在愤愤不平，“你对恐龙做了些什么？”他质问道，“它们惹你了吗？你把它们怎么啦？无情。你太无情了！这次你也到头了，我的姑娘，”他咆哮道。接着他哭了，抚摸着床单，抽泣着。
只是到最后，他口干舌燥地躺在污秽中时，他的说话突然连贯起来了。他以一个夏日野餐爱好者的轻松明亮的声音愉快地对着录音机发问：
“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熊吗？它们有那么多……奇怪它们却不再来了。你尽力拯救过它们吗，姑娘？”
接着，他的完全嘶哑的喉咙发出一阵格格声，过了一会，死了。
（白锡嘉 译）
激进的敏感性
新浪潮科幻小说之所以摆脱坎贝尔传统，不仅由于主题和写作技巧迥异，而且因为前者对人类、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人类的政治布局持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反应，例如共产党人在中国上台执政，苏联上升为超级核大国和太空探索的老大哥，苏军镇压匈牙利暴乱，纳赛尔将苏伊听运河收归国有，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美国的民权之争以及世界性的校园骚乱。罗伯特·西尔弗伯格在为加德纳·多索伊斯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作序时提及部分这种改变了的态度，称之为“６０年代激进的敏感性和这样一种意识，即从内心较深处去观察，美国２０世纪的生活不见得就像电视、郊区居民、大众宣传媒介、官场人听眼中所见的那么好得一塌糊涂”。
多索伊斯（１９４７－ ）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撒冷镇，目前居住在费城。他在６０年代十几岁的时候就崭露头角，第一篇故事《愚蠢的人》发表于１９６６年９月号的《假如》杂志。其后，他在军队中服役三年，赴德国纽伦堡担任随军记者。１９６９年退役后重操笔墨生涯。他专职投入写作，表现出非凡的信心和勇气。这意味着几年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只能打些零工，例如为几家科幻杂志和出版商校阅初样。他也编辑了几部科幻故事集，１９７６年接管《年度最佳科幻故事集》的编辑工作，该书由达顿出版公司出版。１９８６年，多索伊斯接任《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杂志》主编，经常获雨果最佳编辑奖。
多索伊斯写作速度缓慢，迄今只创作了二三十个短篇，两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与乔治·亚历克·埃芬格合作，题为《蓝色噩梦》（１９７５），另一部题为《陌生人》（１９７８）。他的短篇故事已经刊载于《花花公子》、《屋檐》杂志和《包罗万象》，此外也散见于通常的科幻杂志和原著故事集，尤其是《新维度》、《宇宙》和《轨迹》。他的故事经常被提名参与评奖；六篇列入星云奖的最后参评作品，四篇列入雨果奖的最后参评作品，两篇列入木星奖的最后参评作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