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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美国。”
“美国，……干什么去？”高婕感到意外。
“自费留学。”
“……我怎么没听你说起过，自费？你在那儿无亲无故，哪来的钱？”
“蓓蒂帮我，以后自己去了再想办法。弄钱挣钱的办法总会有的。”
“蓓蒂？”
“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学汉语的，她很喜欢我。”
“你也爱……喜欢她？”
“我无所谓，我只想去留学。”
“这事什么时候开始的？”
“蓓蒂早就帮我联系好了，去她任教的加州大学，只是当时她在这儿的学习还没结业，另外我在等考‘托福’。现在全妥了，只差办手续了。”
“爸爸妈妈知道了吗？”
“我想走时再告诉他们……其实，我对他们并不重要，这个家里有我没我都一样。他们从不关心我，关心的只是你。”
“不。”高婕走到二哥面前，抓住他单薄的肩膀，“你不要走。我不让你走。你不是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吗？在国内还不是一样拿学位，为什么非去美国？那儿是个竞争的社会，你又没有朋友，你这么老实的人，在国外要吃亏的，二哥，我不让你去……”。
高婕紧紧地抱住二哥，惟恐高地真的在她生活中消失了。不声不响，少言寡语的二哥刚才几句淡淡的心里话，刺得她心痛。是的，爸爸妈妈平日待他太冷漠了。父母早晚要离去。大哥已经不在人世，在今后的漫长人生旅途中，她需要二哥，二哥也需要她。
“小婕，你放心。”高地轻轻拿开妹妹的手，“我不想依靠任何人。过去靠自己，今后还靠自己。……在国内，我学不出来，指导教授给我们划了圈儿，课题研究只能在他的圈里转。即使我拿到了学位，也不过是我变成了指导教授传声筒的标志，不会有大出息，所以，我必须出去。世界大得很，我得学会创造。在专业上创造，在命运上创造。上次机会，让爸爸为了自己的虚荣给毁了。现在蓓蒂给了我这个机会，我绝不放弃，我一定要去。高地在社会上不能永远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高婕惊异地看着二哥，和二哥一起长大，她竟没有发现，在懦弱老实的二哥身上会有如此执着的个性。
“你，打算出去几年？”
“说不定，先得拿到博士学位再说。”
“你这个指导教授限制你，你硕士毕业了可以另考别人的博士生，何必……”
“谁的都一样，风气如此，学术界一样狭隘。况且，国内博士生毕业了算什么？连个副教授都不给。可国外回来的硕士生，就三间一单元，副教授头衔送上门。我为什么放着近路不走，偏偏绕路读国内博士生，永远低人一等？何况，回来不回来，我还要看情况再说。”
“为什么？”高婕这一回是真正地吃惊了。她想不到二哥不想再回来。或许，这个家让二哥太心寒了，心寒到了不想再回来。
“二哥，蓓蒂这样的外国女人，可靠系数有多大？她们从来就一阵凉一阵热的。”高婕觉得自己的口吻有点老里老气，饱经沧桑，“而且，爸爸妈妈不能同意你。”
“所以，我不想告诉他们。我打算学你，留一封信，然后悄悄离开。只有你，小婕，你是家里惟一对我好的人，我不能不告诉你。”
“二哥！”高婕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再一次抱紧了二哥。
楼上的一幕，楼下的父亲全然不知。这些天，高伯年从机关回家就钻进自己的书房，满脑子都是他自己的事，根本没注意家里发生的事。高地从来很少在他面前露面；高婕让他伤心，难堪；沈萍的喋喋不休叫他神经受不了。他对这个家烦了。人老了，老了，特别容易怀旧，爱去想那些已经过去了的和早已不存在了的往事，这种心境的变化，常常让他想起高原，想起高原的母亲。
高原小时候，他常给儿子讲战争年代的故事。那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战斗，和那些艰苦、危险而又极其普通的经历，在他的嘴里，变成一段段惊天动地，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在故事中，他是个英雄，那些牺牲了的和还活着的，已经成为将军的战友们，也都是英雄。高原是父亲最虔诚和最入迷的听众，使他有机会，有责任去回忆、升华、讲叙那段被人民所崇敬，被青年人所羡慕的，属于他、也属于所有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打天下的革命者的光荣经历。那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最辉煌、最壮观、最为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诗。六四年，他坐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歌舞《东方红》时，他曾由于自豪、骄傲而兴奋、激动，由于兴奋、激动而热泪盈眶，那歌舞为他展示过去战争年月他所经历过的一切。他的故事一定灌注到儿子的灵魂中去了。看着高原的眼睛，他看到了儿子的渴望，一种对忠勇的渴望和对壮烈的向往。……在他的子女中，惟独高原像他当年一样勇敢地投身到战争中，并且壮烈地倒在战场上。高原的身上流着父亲的血。高伯年一次次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高原的照片，是骄傲，是自慰，还是悲伤？他凝望着儿子刚刚提升为连长时寄来的照片。那时，高原刚刚做了丈夫，而现在，他牺牲时已经成为父亲。高伯年给大儿媳宋丹写了信，不止写了一封，让她带着孙女住到他这儿来，他已经给她们腾出了房子。宋丹没见过他这个公公，犹豫了很久，才来信说下个月来。高伯年觉着，自己对儿子只尽了一半父亲的责任，那一半，他要加倍补偿在儿媳妇和孙女身上。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和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孩子，要比失去了儿子的父亲更痛苦，因为她们年轻，孤独的时间要更长。
这种对儿媳遭遇不幸的怜惜，使他又一次联想起另一个女人和孩子———杨元珍和那不知名的儿子。他给高原讲的故事中，没有讲过杨元珍。杨元珍的故事，即使在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进入故事的战斗年月里，就已经感动了部队的战士。全营的士兵都知道“高大嫂”和那挺她只身夺过的机枪。他没讲这些，因为它的内容太复杂，牵扯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无法说给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听。更主要的是他也担心它会留给儿子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当有一天，儿子了解到自己有一个生母时，会产生一种联想，倘若儿子把这种联想摆在他面前，他将无言以对。他无法解释这段历史，儿子是不会原谅他抛弃了一个英雄母亲的。现在想起来，高伯年十分后悔，他没有给儿子留下一点点亲生母亲的东西，儿子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有愧于烈士，也有愧于儿子的母亲。他手中没有杨元珍的照片，本来可以拍一张的，在军管会宿舍附近就有家照相馆。她从乡下来，他却没有想起带她去。结果留下了一个遗憾，留下一个十分遥远而又模糊的记忆。她现在在哪里？或许已经离开人世，这倒是种安慰。她可以不再为丈夫的遗弃而痛苦，怨恨。她嫁给他之后，就陪着他担惊受怕，受苦受累。她参加了革命，和他并肩战斗，盼着胜利，盼着和他生活在一起，盼着用鲜血换得一个和和美美、火火爆爆的小日子。她是那样热切地期待着他和他的队伍能给她带来幸福；她是那样忠贞地跑到前线向他表示：生生死死和他在一起。可是她等到的、盼到的是什么？她本来最有资格，也可以成为厦门路222号别墅的女主人。可她现在又在哪儿？直到最近，他的良知才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他给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致命打击。
他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地思念她，还有那个他从未见过面的骨肉，高原的亲弟弟。
这些日子，高伯年在闲暇时，总摆脱不掉这种思绪的缠绕和困扰。是因为高原的牺牲，还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老了，意识到快要退下位来，将要永久地、单调地生活在这个家里，意识到他的名字将逐渐被人淡漠、遗忘，才去想起这些被自己曾经淡漠、遗忘的往事和亲人。
他是觉得自己老了。他越来越感到无力战胜危机，而这危机来自他曾自以为永远不可能取代他的阎鸿唤。他不得不承认，阎鸿唤比他高明，比他更有魄力。刚刚上任几年，市政建设就让城市发生了巨大变化。更让他自愧不如的是，阎鸿唤走出了道路改造这步棋。它给阎鸿唤在市民中带来了更高的声望，使之具有了一种远比他更强有力的凝聚力。对于这些，他作为市委书记，不能斤斤计较，毕竟自己是有着四十二年党龄的老同志，应该给予新干部以更大的支持和帮助。他一直也是努力这样去做的。尽管在支持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