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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的确曾辞职由蒋梦麟代理他的职务，其原因和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19年，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召开所谓“和平会议”，不仅无理拒绝中国提出的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正义要求，还进而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原在我山东的全部权益。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慨。1919年5月4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学生发起，联同北京各大专院校的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要求严惩亲日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到镇压，许多学生被逮捕。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不顾个人得失安危，顶着极大的政治压力，不仅拒不执行教育部要他开除为首“闹事”的学生的指令，反而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带领各大专学校的校长及北大部分教员，与反动当局说理、交涉，保释被捕学生。这些学生被释放后，蔡元培没有丝毫的责备、抱怨，而是率领全校师生热烈欢迎被释放学生的归来，实际上是对反动当局的再次示威。对蔡元培的这些表现，政府当局极为不满，把他视为学生“闹事”的总后台，并于5月8日下达命令，要对蔡元培进行追查，甚至还扬言要暗杀他。基于这种情况，蔡元培于5月8日晚送出辞职呈文，9日晨5点半即悄然离京，出走天津，前往杭州。
蔡元培递交辞呈，离京经天津到杭州后，北大校长就由当时任北大总务长的蒋梦麟代理。1919年7月23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曾登载蒋梦麟任北大代理校长的消息。
蔡元培于5月9日留下辞职声明，悄然离京，在北大引起巨大震动。于是群情又起，为挽留蔡元培留任，北大广大师生与政府当局进行交涉，开展斗争，坚决拒绝新任校长到职。这一行动，得到北京各学校师生的响应，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在北京教育界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政府当局不得不做出让步，请蔡元培复任。
1919年9月10日，蔡元培离杭北上，12日抵京，20日正式到北大视事。在蔡元培离京去杭州的4个月中，北大校长的职务就由当时任北大总务长的蒋梦麟代理。
蒋梦麟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具体时间为1919年5月8日至9月20日；正式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间是1930年12月至1945年10月。而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是1918年9月底的事。
由此可见，那种认为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是由李大钊直接分派，或手持的蒋梦麟的批条“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都是不符合实际的。确切的说法应当是：1918年9月底，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李大钊的引荐，由北大校长蔡元培批准，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
毛泽东是在何时何地参加上海工读互助
在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工读主义”或“工学主义”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非常流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国许多地方先后组织成立了工读互助团。
北京工读互助团是成立最早、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个工读主义团体。它是由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王光祈等17人发起并募集经费，于1919年底成立的。其宗旨是“本着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建立一个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就是说，在这个互助团内“绝对实行共产主义”。显然，这是深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而成立的群体。因此，时过不久，便宣告解体。
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失败后，其主要负责人王光祈，于1920年2月29日又赴上海，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3月5日，上海工读互助团正式成立。毛泽东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了这个互助团。
那么，毛泽东是何时和在何地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的？对此，湖南出版社于1991年7月出版的《湖南人民革命史》是这样记载的：
1920年5月，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了陈独秀、彭璜等人发起的上海工读互助团。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编：《湖南人民革命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55页。
其实，毛泽东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的情况是这样的：1920年2月29日，王光祈离京赴上海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在离京前，将此情况通知了毛泽东。上海工读互助团于3月5日正式成立，毛泽东是知道的，但因驱张事宜缠身不能离开北京，所以没有参加成立会。但他正式报名参加，并且同意作为发起人之一。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0年3月5日上海《申报》刊登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就是以陈独秀、王光祈、毛泽东等联名发表的。5月5日，毛泽东到达上海，才直接参加互助团的活动。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是1920年5月到上海后才参加互助团。而实际上，他尚未到上海，就报名参加了互助团。因此，应当说他是在北京报名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的。其筹务会，他没有参与。3月5日的成立会，他联名发表了《募捐启》，说明他已正式参加。
毛泽东早年巡游是哪一年的事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曾作这样的自述：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到天津后不知道怎么再往前走。可是，正如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还登上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后来冯玉祥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哎哟！怎么办呢？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完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8～129页。
毛泽东在这段自述中说，他在1919年初前往上海。然而，查阅《毛泽东年谱》和其他有关毛泽东行踪的史料，可看到其中记载毛泽东在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即毛泽东第一次赴京期间，曾到保定迎接由陈赞周、邹鼎丞带领的第二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送蔡和森等30多位留法预备班学员去蠡县布里村参观；同萧三、罗章龙到天津大沽口观海，看要塞炮台等，但没有他离京到上海的记载。上述毛泽东所说离京前往上海的时间，显然是误记。
1919年3月，毛泽东曾从北京到上海。上述毛泽东所说，是否这一次呢？对毛泽东这次上海之行，1990年2月出版的《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记载：1919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在北京正忙于筹办欢送一批湖南青年由上海登船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有关事宜，突然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于是便匆忙结束第一次北京之行，绕道上海到长沙服侍母亲。在长沙期间，他致信舅父母，写道：
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鉴：
甥自去夏拜别，匆匆经年，中间曾有一信问安，知蒙洞鉴，辰维兴居万福，履瞩多亨，为颂为慰。家主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已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历）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逗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廑念。肃颂福安！各位表兄表嫂同此问候。
四、五、十舅父大人同此问安。未另。
愚甥毛泽东禀
四月二十八日见《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三联书店1990年2月版，第24页。
毛泽东在给舅父母的这封信中，明确说3月12日由北京动身，14日到上海，其间只有3天时间，怎么可能游览他在自述中所说的那么多地方呢？除此，毛泽东这次离京去上海，是因为突然得知母亲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