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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又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后来，将其中的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28日、30日，先后分别由朱德作关于红军建设的报告，林伯渠作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报告，项英作关于宪法的报告，吴亮平作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报告。随后，大会通过了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修正的苏维埃宪法以及红军建设、经济建设、苏维埃建设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通过了关于国徽、国旗、军旗的决定。
29日，得知前方消息，蒋介石兵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大会主席团决定缩短会期，并推荐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
31日，大会举行授奖典礼，向在扩大红军中做出特殊贡献的江西兴国具、瑞金县和红三军团授奖旗。
2月1日，大会主席团宣布苏维埃中央政府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选名单。经过代表讨论，选举毛泽东、博古等175人为正式中央执行委员，选出36人为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致闭幕词。最后发布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
上述情况说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召开的，其他之说是不准确的。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
1987年12月，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35年1月第一个星期，政治局在那里举行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终于使毛控制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实权是在新设的政治局主席毛的手中。〔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52页。
此记述明显有误。根据陈云于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后，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载，遵义会议做出了四项重要决定，其中第一项决定就是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见《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43页。
特别应当说明的是，召开遵义会议时，正处于战争环境，尤其是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分散在各部队之中，不能经常开政治局会议，重大的事务则由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政治局委员进入常委，意即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1984年9月撰写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记载，遵义会议共选出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原常委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加上新当选的毛泽东。
在一般情况下，选出了政治局常委，便立即进行工作分工。但遵义会议快结束时，出现紧急情况，就是蒋介石趁着红军在遵义休整，重新部署了追堵红军的计划。1月17日晚，遵义会议刚刚结束，国民党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便率兵逼近遵义城了。遵义会议会址，即遵义老城红旗路（原子尹路）80号，老地名琵琶桥，就是柏辉章家的私邸。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于1月19日凌晨撤出了遵义。因此，政治局常委没有时间进行分工。
时过半个多月，即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就是现在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乡的一个村子，召开了常委分工会，“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但没有设“政治局主席”一职，根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表明授予毛泽东以军权，着手过问军事。由此可见，所谓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被选为“政治局主席”之说，是有误的。
毛泽东曾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在遵义会议以后的事。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对中央机构进行了调整。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
长期以来，人们在评述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时，有一个习惯的提法，即导地位。国内人们这样讲，外国人也是这样认为的。美国研究毛泽东的著名专家R特里尔，在其撰写的《毛泽东传》中写道：
在遵义，毛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毛重新获得权力主要在军事方面。至少在整个长征期间，枪杆子居一切权力之首。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美〕R特里尔著：《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52～153页。
笔者认为，这样表述是不确切的。因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内居领袖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是在遵义会议之后。
据《毛泽东年谱》（上卷）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等著作记载，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做出了四项决定，其中第一项就是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常委，意即进入中共领导核心，但不能说是居领袖地位。
遵义会议于1月17日结束时，博古仍为中共中央总负责，只是他这“总负责”已很难开展工作了。2月5日，即遵义会议结束半个多月，中央红军到达川、滇、黔边界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乡的“鸡鸣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自1931年9月下旬起的3年零4个月的中共领袖地位，成了中共中央总负责。
从军事指挥权方面来说，遵义会议决定取消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表明毛泽东着手过问军事，但是周恩来的“帮助者”，即以周恩来的助手身份出现的。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于1月19日按照北渡长江的计划，分三路从遵义、桐梓、松坎出发，向川南开进。
3月4日，根据红军长征作战需要，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红军，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第二天，朱德、毛泽东联合发布作战命令。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被取消军事指挥权以来第一次署名发布作战命令，表明毛泽东从此重掌军权。
3月12日，中共中央在贵州苟坝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指挥小组，即新的“三人团”。新的“三人团”，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以毛泽东为首。从此，毛泽东不再是“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毛泽东正式开始执掌最高军事指挥权后，由于在军事上出现一些困难甚至失利，部队的一些指挥员对他的军事指挥持怀疑态度，因而影响了毛泽东领导权的稳固建立。
5月上旬，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见《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58页。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5月12日在川西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指出：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这些情况说明，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直到遵义会议后近4个月的会理会议，也还不是那么稳固的。
以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在懋功地区实现了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并且领导党和红军战胜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其威望与日俱增，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仍遭受过波折。正如毛泽东所说：“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毛泽东：《关于王稼祥的评价》，载《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第32页。
所谓“十二月会议”，是指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时王明、康生等人，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反对和否认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