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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哒哒哒！”
很快，马蹄声就从闾阳驿向东边飞快的蔓延开去。
从闾阳驿到杜家屯，有一段的距离，战马飞驰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路上，张准乘机向罗冠阳问起当年广宁大战的一些细节，罗冠阳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实，他知道的，基本和张准知道差不多，最多就是提供父亲遇难时的一些细节。因为，广宁大战的真相，基本上都公开了，并没有太多的黑幕。
“其实，广宁失守以后，这广袤的原野上，还是有很多勇士的。他们或者几个人，或者十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继续和鞑子作战。可惜，他们得不到支援，都被鞑子全部清剿干净了。”
罗冠阳感慨的说道。
“哦？说来听听？”
张准好奇的问道。
“唉，说来话长……”
罗冠阳缓缓的解释起来。
明军在辽东的军队，的确很多，各色各样的人都有。在广宁战败以后，有很多的明军投降了鞑子，也有很多的明军撤退到了锦州，另外有一部分人，既没有投降鞑子，也没有退往锦州，他们决定自己单干，决定依靠自己的能力杀鞑子。
一直以来，辽东明军的基层官兵，对于上层指挥，都是非常不满的，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很多基层官兵都觉得，他们之所以连连战败，都是因为上头的瞎指挥。要是换一个高明的指挥官来，他们肯定不会总是打败仗的。在这种抵触情绪的支配下，辽东军闹饷、暴动之类的斗争，层出不穷。动静最大的一次，就是将毕自肃都囚禁起来了。这一次，他们决定抛弃上头，自己单独干。
在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确趁着战场的混乱，杀了一些鞑子。但是，随着努尔哈赤亲自到了广宁，随着鞑子加强对广宁周边的控制，他们的活动区域就越来越狭窄了，死在鞑子骑射手箭下的越来越多。偏偏这个时候，辽东的明军，拒绝对他们施加援手，听凭他们被鞑子屠戮，甚至拒绝他们重新归队，担心因此引来鞑子的奸细。最终，除了罗冠阳等人，其他人基本上都被消灭了。就算有活着的，应该也是下落不明了。
“唉！”
张准听了罗冠阳的讲述，也只有微微苦笑一声。
在辽东的问题上，明国朝廷，的确是错误百出，做得很不够意思的。其实，辽东的汉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抗争，只是他们得不到有力的援助，最终才被鞑子镇压下去的。要是明国朝廷积极一点，给予的支援大力一点，鞑子想完全的控制辽东，还是比较困难的。
根据张准的认知，辽东汉民的抗争，从很早就开始了。天命六年（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三月，鞑子进驻辽东以后，掠民为奴，加深了辽民的苦难。辽东军民一向勇于斗争，对鞑子当然是更加痛恨，因此尽管后金国汗、贝勒实行抗拒者杀、家口为奴的高压政策，滥施屠掠，血腥镇压，辽东军民仍然挺身而起，英勇反抗。就在辽阳失陷后金兵据城的恶劣处境下，城民也未俯首帖耳甘做顺民，而是针对后金贪婪好掠的传统恶习，“放火焚家，锅、瓮、窗纸，尽皆毁坏！”以示抗议。
辽东军民和满族阿哈采取的斗争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逃亡、起义为主。鞑子入辽初期，虽然各城明朝官将多已降顺，但广大辽民却高举义旗，英勇反抗。金国汗遣降将陈尧道为宽奠参将，同守备郭彦光、吕端招降四卫，行至镇江，古河屯民陈大等人，“不受伪命”，刺杀陈尧道三贼，“聚集三千人，歃血共盟！”
马虎山民任九，钖头山民金国用，马头山崔天、泰卓山、王恩绍等，“及东山矿徒，不肯降奴，各聚众以待大兵（明兵）！”盖州生员李遇春及其弟李光春等，“聚矿徒二千余人以守，奴使六人降之，遇春杀五人，其一人逸！”《明熹宗实录》卷十一，清朝官修的《明史》卷二百五十九也载称：“时金、复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多结砦自固，以待官军。”
此后，镇江兵民起义，擒捉驻城游击佟养真父子，金兵往剿，“屯民结聚铁山拒之，奴仰攻，被伤三四千人！”广宁附近山区居民三万余人坚守山寨，拒不降金，复州民集议反金，约请明兵来援。各地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蓬勃开展。
逃亡，是辽东汉满人民采取的又一主要斗争方式，被掠为俘沦为阿哈的汉人，痛恨金兵的屠杀掳掠，纷纷大批逃走。他们有的逃入朝鲜，待机返明。天命六年五月，“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二万！”七月，镇江民又有三万余人渡江，逃入朝鲜。努尔哈赤为此于七月致书威胁朝鲜国王说，“据闻我所获得之辽东之民，多有逃往尔国者！”《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四。，务须送还，否则将结仇怨，于朝不利。
逃往沿海岛屿及渡海入山东的，也很多。天命六年五月，仅山东登州、莱州，就接渡辽左金、复、海、盖四卫官民男妇三万四千余名。毛文龙据皮岛，辽“民多逃岛中”，众达十余万。其他长鹿、石门等岛，也有大量逃民。
进入关内的兵民更多，天命七年（1622），已多达两百八十余万人。此后，逃者仍然络绎不绝。比如，以天命八年为例，这一年里，沙安峪等四村民众三千人，向明境逃去，清河、岫岩和河，都发生了大批逃亡的事件，复州城民一万八千余丁，欲尽数逃入明境。
辽东军民还采取了投放毒药等方式进行斗争。不少汉民投放毒药于井水，以药饲养牲畜，放毒于食品中，以图毒死汗、贝勒和八旗官兵。后金刚打下辽阳不久，五月二十六日，便“发觉明人于汗都之各井，投放毒药”。二十八日，努尔哈赤到海州巡察，坐下吃饭，又发现八名汉人向井中投毒。
努尔哈赤不得不多次下达汗谕，告诫八旗官兵谨慎小心，明确指出，有人投毒于水，在盐中放药，以药养猪出售，谕令官兵不要在买猪当日宰杀，须过几天药毒散尽以后，才能宰食。用水用盐，都要格外小心，仔细检视，对于买来的葱、瓜、茄子，以及鸡、鸭、鹅等，也要谨慎察看，防止中毒。
他还下达严谕，命令店铺主人，必须将店主姓名刻于石木上，立在店前，违令不办者，治以重罪。又禁革沿街流动售卖的小摊贩，因为这些人常用毒药谋害八旗官兵。堂堂一国之主，竟要下达这样的谕旨，历史上是很少有的，可见汉民以投毒来进行斗争的行为，是十分频繁的，已经对后金统治者造成相当严重的威胁。
汉民还使用了其他方式，反抗后金统治，有的私藏兵器，违令不交，为起义作准备；有的藐视汗谕，收留“逃人”。清点人丁时又隐瞒不报，对抗搜捕逃人的严令；有的打死为非作歹的八旗官将，惩治欺压人民的暴徒；有的还张贴书文，斥责努尔哈赤是“说尧舜之话，而心是桀纣之心”。
《满文老档》载录了两条辽东人民反抗斗争的总结性材料，一条是着重讲逃亡的问题。天命九年（1624）正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下令大杀“无谷之人”时，曾怒气冲冲地说：“应以无谷之人为仇敌！”因为，“盗牛马而杀者，火焚积谷及村中房宅者，皆系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国）之光棍也。”《满文老档》编写者解释说：“得辽东后，汉人不定居，常逃走，从事奸细，而不勤力耕田，故发怒而言也。”
这是得辽东以后第四个年头时的局面，不管汗、贝勒如何巧言劝诱和严格控制残酷屠杀，包衣阿哈和一般汉民，就是不定居，就是要逃走，逃，逃，逃，不断地逃，大批地逃，根本无法控制。
第二年即天命十年（1625），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列举辽民武装反抗事例说：我等得辽东之后，不杀尔等，不变动住宅耕田，不侵犯家中谷物而养之。如斯育养，不从。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使而叛。马前寨之人，杀我所遣之使而叛。
镇江之人，捕我任用之佟游击，送与明国而叛。长山岛之人，捕我所遣之使，送往广宁。双山之人，约期带来彼方（指明朝）之兵，杀我之人。岫岩之人叛行，为魏秀才告发。复州之人叛，约期带来明国之船。平顶山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
不念我养育之恩，仍向明国，故杀有罪地方之人。若念无罪地方之人，仍居其地，恐乱将不绝，因而移之，带来于北方。带来之后，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