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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二字被视为儒家思想的标志，“道德”一词却是道家思想的精华。庄子的“道”是天道，是效法自然的“道”，而不是人为的残生伤性的。
在庄子的哲学中，“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
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
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既然如此，还用得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这些宣传、教化、劝导，庄子认为都是人性中的“伪”，所以要摒弃它。
作为道家学派始祖的老庄哲学是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唯一能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学说分庭抗礼的古代最伟大的学说。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绝不低于儒家和佛家。
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老庄，尤其是庄子的哲学是最为适应创造力的需要，最贴合他们内心深处隐微的部分的。它在儒家的规矩严整与佛家的禁欲严峻之间，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它是率性的，是顺应自然的，而反对人为的束缚的，它在保全自由“生命”的过程中，竭尽了最大的心力。
范蠡：
生于楚平王十二年字少伯，春秋战国末期，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是历史上早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我囯长达五千余年的封建传统，均以“士、农、工、商”为列，士为首，商为末，直至宋朝，尚有商人穿鞋必须着一黑一白之劣规，故范蠡一生虽有辉煌业绩，然终因弃官经商的经历使他无缘与历史名人共同载入史册。）他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年青时，就学富五车，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满腹经纶，文韬武略，无所不精。然纵有圣人之资，在当时贵胄专权、政治紊乱的楚国，范蠡却不为世人所识。
周景王二十四年，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吴王阖闾阵亡，因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周景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洞庭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五千兵卒逃入会嵇山。范蠡遂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人待期时，忍其辱，乘其败。。。。。。”“持满而不溢，则于天同道，上天会佑之；地能万物，人应该节用，这样则获地之赐；扶危定倾，谦卑事之，则与人同道，人可动之。”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
三年后归国，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也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萝山浣纱河访到德才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
“吴王亡身余杭山，越王摆宴姑苏台。”在举国欢庆之时，范蠡急流勇退，遂与西施隐姓埋名、泛舟五湖。
后来，他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当时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
严光：
本姓庄，史家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姓严，一名遵，字子陵，东汉会稽余姚人，流寓于桐庐。严光少有高名，王莽天凤中，严光在长安遇到刘秀，于是两人同受业尚书，结成好友。当时刘秀尚微贱，得与严光交友常引以为荣。刘秀起兵反莽，严光积极拥护。新地皇四年王莽被杀，新朝灭亡，刘秀何时登位做皇帝还在犹豫中。前将军耿纯说：“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依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因望攀龙附凤、附凤翼，以成其所志也。”就是说，跟随刘秀打天下的人，是为了做官，荣宗耀祖。严光对“攀龙附凤”甚不感兴趣。更始三年六月，刘秀登基做皇帝，定都洛阳，严光干脆易名改姓，隐身不见了。
刘秀登基后，仍十分怀念严光，令海内各处寻找严光下落，并使画工绘成肖像，到处张贴。建武五年，有人奏报，有一男子身披羊裘垂钓泽中，刘秀知是严光，忙命有司备了马车，带了礼物，将他请到洛阳。严光旧友大司徒侯霸遣使奉书问候。因侯霸在王莽朝初任过淮平大尹，现在又居显要，严光看不起他，只给侯霸送了一个口信，说：“君房（侯霸的字）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说，阿谀顺旨腰领绝。”意思是说臣子辅助君主以仁义治国家，则天下悦服；如果只知阿谀奉承，对君主的错误主张也一味曲从，就难免会受到腰斩颈断的极刑。刘秀亲自去看望严光，严光高卧如故。刘秀到床前问道：“子陵，你何故不肯相助我呀？”严光回答：“从前唐尧是有道明君，想请巢父帮助他治理国家，巢父听说要他做官司，认为耳朵都被弄脏，忙用水洗耳。人各有志，岂能相迫？”刘秀将严光请入宫内，叙起旧事，当面封严光为谏议大夫，严光并不称谢，亦不辞行，回到桐庐富春山中，过着垂钓生涯。
严光不事王侯，耕钓富春山，在当时被视为清高，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对他赞赏备至。在范仲俺们看来，在群彦攀龙附凤、热衷争名夺利的世风下，严子陵功成不居的高风亮节，确能收到使“贪夫廉，懦夫立”的功效。所以他在知睦州时，修筑严子陵祠，并撰《严重重祠堂记》，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光告诫侯霸的“怀仁辅义天下说，阿谀顺旨腰领绝”的两句话，在当时确是辅君治国要诀。
陶渊明：
陶渊明，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他到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