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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起来，换到播放《军事外科医院》的频道。我把盘子拿进厨房，把吃剩的烤面饼扔进了垃圾桶。我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我想喝得晕乎乎的，寻找一种良好的感觉。
我把啤酒拿进起居室里，开始看电视，想注意力集中地看上一集《军事外科医院》，不再考虑自己的事。
我发现观众笑得最厉害的正是我最喜欢的那些台词。
我关掉了电视机。
简在9点左右回到了家。我已经灌了8罐啤酒，即使感觉不是最好，起码不再关心我的那些糟心事儿了。她看着我，皱了皱眉，然后走过我身边，把笔记本放在厨房的桌上。队桌上拿起我放在那里的奖券，“这是什么？”她问我。
我已经忘记我赢得了一顿晚餐。我看了看她，把手里的啤酒一饮而尽，“祝贺我吧，”我说，“今天上班时我抽中了一张奖券。”
她念出了奖券上的名称，“爱丽斯饭店？”
“对。”我说道。
“太棒了！”
“没错。棒极了。”
她皱着眉头又看了我一眼，“见鬼，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我说，“什么事都没有。”我喝光了啤酒，把空罐放在桌上，跟其他空罐放在一起，歪歪扭扭地走进卧室，把自己扔到了床上。
3个星期之后，我们去爱丽斯饭店吃饭。
我是在郊区长大的男孩，除了快餐连锁店以外，从不记得进过任何一家饭店。从麦当劳到乐芙，从黑色安格斯到唐乔斯，我经常光顾的这些餐馆都不是私人拥有的正式餐馆企业，而是干篇一律的供应便餐的合作式饮食店，在那里就餐因为它们整齐划一的服务质量让人感到格外舒适。当我们从饭店的入口处走进去时，看见了幽雅的室内装潢，气度非凡的老主顾们，我意识到我不知道在这里应该有怎样的举止，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为了跟饭店的老主顾们从外表上相一致，我们两人穿得十分正规，简穿着她的长礼服，我穿着面试时穿过的那身套装，但是当我们坐在其他就餐者中间时却感到了一种不和谐的气氛。我们似乎比其他就餐者年轻了十几岁。不仅如此，我们不会正常付账，而是将那张愚蠢透顶的礼券交给他们。我把手伸进裤兜，摸着那张有些变皱的奖券的边沿，我很想知道自己是否带够了付小费的钱。我突然希望我们根本就没有来。
我们提前两个星期预定了座位，所以一进来就有座位，他们还向我们提供了一张手写的当日特色菜单。从我的判断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只有一种饭是现成的，还有一种多道程序的菜式。我向男招待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把菜单还给了他。
简也跟我一样。
“先生，你们想喝些什么？”男招待问我。
开始，我看了看放在我面前的酒类目录，不想暴露出自己是外行的样子，我研究了一会儿图录，然后用目光向简求助，可是她只是耸了耸肩膀，目光转向了别处，我只好指了一下目录中间的一种酒名。
“非常好，先生。”
过了几分钟，我们要的酒和第一道菜，一种用熏娃鱼制作的开胃菜端上来了。我的杯子里倒上了酒，我用电影里的学来的方式抿了一小口，然后对男招待点了点头。他在我们的酒杯中又添上了酒，之后便留下我们自己就餐了。
我的目光越过餐桌注视着简。这是我们两人这个星期以来第一次一起吃饭。有许多合理的原因——她得去看她的妈妈，我得去西尔斯检查一下我的刹车；她得去图书馆学习，不过，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在互相避开对方。现在我看着她，我意识到我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任何话题都会显得十分勉强和尴尬。我们曾经拥有的和谐、自然的关系似乎已经不翼而飞了。以前轻松而信口开河的谈话现在变得异常艰难、忸怩和不自然。我知道，我跟她正在日益疏远起来，就像我跟所有人那样。
简往餐厅周围看了看，“这个地方很不错。”她说。
“是的，不错，”我同意她的看法，“真的很不错。”我在说完这句话之后再也想不出该说什么好了，因此便又重复了一遍，“真的很不错。”
这里的服务真叫绝。我们餐桌的男招待无形地分成了两班，他们并没有走来走去，使我们感到任何不舒服。每当一道菜用完之后，便会有一名招待无声无息地、敏捷地拿走空盘，换上下一道菜。
简吃完沙拉之后喝光了杯里的酒。我向她的杯子里添了一些，“我跟你讲过博比。特塞登的母亲吗？”她说。我摇了摇头，她便开始讲述今天下午在日托中心同一位过度保护孩子的家长发生的激烈争执。
我听着她说话。也许谁也没有错，我想。也许一切只是发生在我的头脑中。简的举止让我感到一切都很正常，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也许我们之间日益疏远的感觉只是出自于我的想象。
不。
真有事情发生。我们之间真的有问题了。以前我们总是共同分担各自遇到的麻烦，共同讨论学校和工作单位的困扰。我在日托中心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同事，但是她总是不停地讲给我听，在我面前展现出一副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我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关心她的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
但是当她向我复述今天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之系列政事时，我发现我的头脑在开小差。
我不关心她今天的时间是怎么度过的。
我的心里已经容不下她了。我已经听不进去她的声音了。
以前我们一直保持着均衡的、现代化的关系，我总是把她的工作、事业、社交看成跟我自己的一样重要。这决不是表面文章，我也不是出于责任感而强迫自己，而是诚心诚意地感觉到我需要这样做。她的生命跟我的生命一样重要。我们两个人是平等的。
但是现在我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活见鬼，她的问题跟我的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她在唠叨有关孩子们的问题，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真令我烦恼，而且它很快变成了愤怒。我没有告诉她我遭到了所有人的冷落，告诉她我发现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平庸之辈……这岂不怪异，但是，该死，她早就应该注意到我出事儿了，她应该问问我的事情。她应该试着跟我谈一谈，找一找是什么东西在困扰我，使我振奋起来。她不应该装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这些家长既然把孩子们委托给我们日托中心，”她正在唠唠叨叨地说着，“他们就不该试图告诉我们应该怎样——”
“我不关心这个。”我说。
她眨了眨眼，“什么？”
“我不关心你那该死的日托中心。”
她的嘴紧紧地闭上了，抿成了一条线。她点了点头，好像这正是她所期望的，“一切终于开始了，”她说，“现在真相终于大白了。”
“听我说，我们应该好好地享受晚餐。”
“在这一切发生之后吗？”
“在什么发生之后？难道我们就不能一起享受这美妙的晚餐和两人相伴的夜晚吗？”
“你想在沉默中享受这一切吗？这就是你想说的吗？”
“听我说——”
“不，你听我说。我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最近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不试着问一问我？”
“如果我觉得这样做有用的话，我早就问了。可是过去几个月以来，你一直生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你只是坐在那里消磨掉所有的时光，一句话也不跟我说，什么事情也不做，把我排斥在你的生活之外——…”
“我的生活之外？”
“我们最后一次做爱是哪一天？”她注视着我，“你最后一次想要我是在什么时候？”
我扫视着餐厅，感到有些难为情，“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我说。
“丢人现眼？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又不认识这些人，我今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我干吗要在乎他们对我的看法？”
“我在乎。”我说。
“可是他们不在乎。”
她说得对。现在我们的声音已经提高了许多，我们绝对是一副争吵的架势，可是居然没有一个人注意我们，也没有人给予我们哪怕任何一点儿注意。我猜想他们不肯这样做是因为出于礼貌。但是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小声说，他们没有注意到我，因为我在我们两个人的周围创造了一个无形的动力场，在它的包围下没人能够看见我们。
“我们赶快吃这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