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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晴朗，但守候起来仍然是令人厌烦的。当然，那种激动的心情，就如同渔人躺在河边守候鱼群一样。不过，时间等得非常久，华生，几乎就象你我在查究‘斑点带子案’那个小问题时，在那间死气沉沉的屋子里等候的时间一样长。沃金教堂的钟声一刻钟一刻钟地响过去，我不止一次地想，也许不会发生什么事了。可是，终于在凌晨两点钟左右，我突然听到拉开门闩和钥匙转动的响声。顷刻间，供仆役出入的门开了，约瑟夫·哈里林先生在月光下走了出来。”
“约瑟夫？！”费尔普斯突然喊道。
“他光着头，可是肩上披着一件黑斗篷，以便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他可以立即把脸蒙上。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墙壁阴影下，接近窗户，将一把长薄片刀插入窗框，拨开窗闩。然后他撬开窗户，又把刀子插进百叶窗缝中，把百叶窗打开了。
“我从藏身的地方可以看清室内情况和他的一举一动。他点燃壁炉台上的两支蜡烛，动手卷起门旁地毯的一角。一会儿弯腰取下一块小方木板，那是供管子工修理煤气管道接头时用的。这块木板盖着丁字形煤气管接头，有条管子通往楼下厨房，是给厨房供煤气用的。约瑟夫从这隐蔽之处取出一小卷纸来，把木板重新盖好，又把地毯铺平，吹熄了蜡烛，因为我正站在窗外守候他，他一下子撞进我怀里。
“啊，约瑟夫先生比我想象的还要凶恶得多！他拿刀向我扑来，我不得不再次抓住他，在我占上风之前，我指节上让刀划伤了。在我们结束搏斗之后，他由于仅能用一只眼看人，看起来象个凶犯，可是他听了我的劝告，把文件交了出来。我拿到文件，便放他走了。不过我今早给福布斯发了一份电报，把详情都告诉他了。如果他动作麻利，能抓住他要捉的人，那就太好了。可是如果象我预料的那样，他赶到那里人已经逃走了，呃，那政府还巴不得呢。我想，首先，霍尔德赫斯特勋爵，其次，珀西·费尔普斯先生都宁愿这件案子不经违警罪法庭审理才好呢。”
“我的天啊！”我们的委托人呻吟道，“请告诉我，难道在我极其痛苦的十个星期中，这份失窃文件始终和我一起在那间屋子里吗？”
“正是这样。”
“那么约瑟夫！约瑟夫是一个恶棍和盗贼了！”
“嗨！恐怕约瑟夫是一个比他外表看来更阴险、更危险的人物。从他今早对我所说的话来看，我推测他在股票交易中亏了血本，为了转转运气，什么坏事都准备去干。作为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一碰到机会，他既不顾他妹妹的幸福，也不考虑你的名誉。”
珀西·费尔普斯坐回他的椅中。“我的头都昏了，”他说道，“你的话使我更加晕头转向。”
“你这件案子最主要的困难，”福尔摩斯说教似地指出道，“就在于线索太多。极重要的线索被毫不相干的迹象遮掩住了。我们面前的事实非常多，只能从中选择必要的，按顺序把它们串起来，以便重视这一连串怪事的各个环节。我开始对约瑟夫产生怀疑的根据是，你曾打算在失窃的那天晚上和他一起回家，我很自然想到他必然会来找你，因为他对外交部很熟悉，又是顺路。后来我听你说有人急于潜入那间卧室。
我想，只有约瑟夫才可能把东西藏在那间卧室里——你对我们说过你那天和医生一起回到卧室时，是怎样让约瑟夫搬出卧室的——到那时我的怀疑就变成了肯定。特别是头一夜没有人陪你住，就有人企图潜入室内，这说明这位不速之客对房内的情况很熟悉。”
“我是多么有眼无珠啊！”
“我查明这件案子的事实经过是这样的：约瑟夫·哈里森从通向查尔斯街的那个旁门走进外交部，因为他熟悉路，所以在你离开办公室时，他直接闯进去，发现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立刻按起电铃来，正在按铃时，一眼看到桌上的文件。一瞥之间，他觉得他面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得到一份极有价值的国家文件，他一下子把它揣到口袋里扬长而去。正如你所回忆的那样，过了几分钟打盹刚醒的看门人才提醒你注意铃声，这一点时间是足够盗贼逃跑的了。
“他乘第一班车回到沃金，检查了赃物，肯定它极为珍贵，便把那份协定藏到他认为非常安全的地方，企图一两天内取出，送到法国大使馆或他认为可以出高价的任何地方。可是你突然返回家中。他措手不及，就被迫从那间卧室搬了出来。
从那时以后，屋里一直至少有两个人在，使他再也无法拿出他的珍宝。这种情况简直使他急得发疯。不过他终于看到了机会。他设法潜入室内，可是你没有睡熟，挫败了他的计划。
你可能还记得，那天晚上你没有服用平常吃的那种药。”
“我记得。”
“我想，他一定在那药里做了手脚，因此他相信你一定会毫无知觉了。当然，我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觉得能毫无危险地重新再干，那他还是要再去试试的。你离开卧室自然是他求之不得的机会。我让哈里森小姐整天待在屋里，为的是使他不能趁我们不在时先下手。我一方面使他误认为没有危险，一方面，正如刚才说过的，监视着卧室内的动静。我早就知道文件十之八九是藏在卧室里，但我不愿拆开所有的地板和壁脚去搜寻它。我让他自己从隐藏之处拿出来，我就省了许多麻烦。还有什么地方我没有讲清楚的吗？”
“第一次他本来可以从门里进去，为什么偏要撬窗户呢？”
我问道。
“从门里进他得绕过七间卧室，另一方面，他从窗户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跳进草坪。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认为，”费尔普斯问道，“他有什么行凶的企图吗？
那把刀子只能作凶器用啊。”
“可能是这样，”福尔摩斯耸耸双肩回答道，“我只能肯定地说，约瑟夫·哈里林先生绝对不是一个肯发善心的君子。”
归来记 诺伍德的建筑师
“在刑事专家看来，”福尔摩斯先生说，“自从莫里亚蒂教授死了以后，伦敦变成了一座十分乏味的城市。”
“我不认为会有很多正派的市民同意你的看法，”我回答说。
“对，对，我不应该自私，”他笑着说，一面把他的椅子从餐桌旁挪开，“当然这对社会有好处，除了可怜的专家无事可做以外，谁也没受损失。在那个家伙还活动的时候，你可以在每天的早报上看出大量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华生，常常只是一点极小的线索，一个最模糊的迹象，就足以告诉我这个恶毒的匪首在什么地方；如同蛛网的边缘稍有颤动，就使你想到潜伏在网中央的那只可恶的蜘蛛。对掌握线索的人来说，一切小的盗窃行为、任意的暴行、意图不明的逞凶，都可以连成一个整体。对一个研究上层黑社会的学者来说，欧洲别的首都没有具备过象伦敦当时所具有的那些有利条件。可是，现在……”他耸了耸肩，很幽默地表示对他自己花了不少气力造成的现状不满。
我现在谈到的那个时候，福尔摩斯回国已经几个月了。我依着他的请求，出让了我的诊所，搬回贝克街我们合住过的旧寓所。有个姓弗纳的年轻医生买了我在肯辛顿开的小诊所，他半点也没犹豫就照我冒昧提出的最高价付了钱，使我感到奇怪。几年以后，我发现弗纳是福尔摩斯的远亲，钱实际上是他筹措的，这才明白过来。
在我们合作的那几个月里，日子过得并不象他所说的那样平淡无奇。因为我大致翻看了一下我的笔记，就找出了在这个时启发生的前穆里罗总统文件案和荷兰轮船“弗里斯兰”号的惊人事件，后者差点使我们两人丧失性命。不过他那种冷静、自重的性格，一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公开赞扬。他以最严格的规定来约束我不再说一句有关他本人、他的方法或是他的成功的话。我已经解释过了，这项禁令只是到现在才被撤消。
发完那一通古怪的议论之后，福尔摩斯先生往椅子背上一靠，悠闲地打开当天的早报，这时一阵吓人的门铃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紧跟着一阵咚咚的敲门声，象是什么人在用拳头捶打大门。门开了，我听见有人冲进过道和上楼梯的急促的脚步声。没过一会儿，一个脸色苍白、头发散乱的年轻人，发狂似地闯进屋来。他两眼充满了激愤，全身都在颤抖。他来回看了看我们两个。在我们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