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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芮姆教授，我知道这一点。”
“那就是说我躺在床上，没有注意到有位妇女来到我屋里？”
“我并没有这样说。你注意到有人来。你和她讲话，你认识她，并且你协助她逃脱。”
教授又高声笑了起来。他猛地立起身，眼睛里飘着最后一线希望。
他大声喊道：“你发疯了！你在说胡话！我帮助她逃脱？她现在在哪儿？”
福尔摩斯指着放在屋子一角的一个高高的书柜，冷静地说：“她在那里。”
刹时，老人惊呆了。他举起颤抖的双手，接着整个躯体却又颓然落倒在椅子上。这时，屋角上的书柜门自动打开了，一位妇女急冲冲地走出来，站在屋子中间。她用很怪的异国语调说：“你对了！你对了！我是在这儿。”
她满身满脸都是一道道的尘土，衣服上还挂着从墙上蹭来的蜘蛛网。她长得并不漂亮，她的体型和脸型正是象福尔摩斯所推测的那样，此外，她的下巴也比较长，显得很顽强。她的视力本来就很差，同时又是刚从暗处到明处，因此她站在那儿眨着两眼，努力要看出我们的位置和身分。尽管她并不漂亮，但是举止端庄，神态从容，表现出一种顽强和豪迈的精神，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敬慕。
斯坦莱·霍普金抓住她的手臂，就要给她戴上手铐。她神色庄严地把霍普金轻轻推开。老教授仰靠在扶手椅上，微微颤抖着，目光阴郁地看着她。
她说：“先生，我是被捕了。我站在柜子里可以听到一切，所以我知道你们已经弄清了事实。我愿意交待全部事实，是我杀死了那个青年。你说那是意外事件，这是对的。我不知道我手中拿的是刀子，因为我从桌子上抓起一件东西，便绝望地向那个青年刺去，好让他放开我。我说的是真实情况。”
福尔摩斯说：“夫人，我相信你说的是事实。我看你身体很不好。”
她的脸色很难看，加上一道道的尘土简直显得可怕。她坐到床边上，继续说：
“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可是我仍然要把全部事实告诉你们。我是这个人的妻子。他不是英国人，他是个俄国人，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
这个老人显得心情激动，他喊道：“安娜，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你！”
她非常藐视地向着老人看了一眼，说：“塞尔吉斯，你为什么一定要过这种痛苦的生活呢？你一生毁掉了许多人，甚至对于你自己也没有好处。可是是否在上帝召唤你之前，便结束你的生命，这要由你自己决定。但是，我一定要说，不然的话，我便没有时间了。
“先生们，我说过我是这个人的妻子。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岁，而我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傻姑娘。我在俄国的一个城市上大学，我不想说出这个地名。”
老人又咕哝地说：“安娜，上帝保佑你。”
“你知道，我们是革新家、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人数很多。后来遇到困难，由于一个警长被害，我们有许多人被捕了。而他为了得到一大笔钱，更为了活命，便提供证据，背叛了他的妻子和伙伴。由于他的交待，我们全都被捕了。有的被送上绞刑架，有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被送到西伯利亚，但不是终生流放。我丈夫带着那笔不义之财来到英国，过上了安宁的生活。他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的团体知道了他在哪儿，不到一个星期就会结束他的生命。〃老人哆哆嗦嗦地伸出手又拿起一支烟卷。他说：“安娜，你随便处置我吧，你一向对我很好。”
她说：“我还没有把他的最大罪恶告诉你们。在我们的团体里，有位同志是我现在的朋友，他高尚、大公无私、乐于助人，这些气质我丈夫全没有。他仇视暴力，如果说使用暴力是犯罪的话，我们全都犯过罪，只有他没有。他总是写信给我们，劝我们不要使用暴力。这些信件是可以使他免受刑罚的。我的日记也可以证明，因为我在日记中记述了我对他的感情以及我们每个人的看法。可是我丈夫发现了这些信件和我的日记，就偷偷把它们藏了起来，一面还尽力证明这位年轻人应判死刑。虽然他没有达到目的，但是阿列克谢被当做罪犯送到西伯利亚，在一个盐矿做工。你这个恶棍，你想想，你好好想想，那样高尚的一个人却受着奴隶般的待遇，而你，你的生命就在我手中，可我还是放过了你。”
老人一面吐着烟，一面说：“安娜，你是一个高尚的女人。”
她慢慢站了起来，但是紧接着她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喊叫，便又坐了下去。
她说：“我一定要说完。在我服刑期满以后，我就开始设法寻找这些信件和日记，因为如果俄国政府得到这些东西，便会释放我的朋友。我知道我的丈夫来到了英国。经过几个月的查访，我终于弄清了他的住址。我知道他仍然保存着这些日记，因为当我还在西伯利亚时，他有一次给我写信，信中责备我时引用的是我日记中的话。我清楚地知道，由于他生性报复心强，他一定不会自愿地把日记交还给我。我必须想办法亲自弄到手。因此，我请了一位私人侦探，他到我丈夫家来做秘书——也就是你的第二个秘书，塞尔吉斯。他来不久便很快走了，他发现文件全收在小柜中，并且取了钥匙样。他不愿意做更多的事，便把这栋房的平面图交给了我，并且告诉我，秘书是在楼上住，上午书房里没有人。所以我后来才鼓起最大的勇气，亲自来拿这些东西，东西拿到了，可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啊！
“我刚刚拿到日记和信件，正要锁上柜子，这时一个青年抓住了我。那天清早我曾在路上遇见过他，我请他告诉我考芮姆教授的住处，可是不知道他是考芮姆雇用的人。”
福尔摩斯说：“是这样的！秘书回来以后告诉了考芮姆，说他遇见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妇女。威洛比在断气之前想要说明：就是他和教授说过的那个女人杀了他。”
这位妇女面部抽搐，好象非常痛苦，并用命令的口吻说：
“你让我讲完。这个年轻人倒下去的时候，我闯出书房，走错了门来到我丈夫的房间。他说要告发我。我告诉他：他如果这样做，我不会放过他，他如果把我交给警察，我就把他的事告诉我们的团体。我不是为了自己想活命，而是想要达到我的目的。他知道我说到做到，而他自己的命运又和我的命运互相牵连，只是因为这个原故，他才掩护了我。他把我塞进那个黑暗的角落——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个秘密。他让佣人把饭送到屋里，以便分给我一些。我们商量好，只要警察一离开这栋房子，我就乘黑夜偷偷走掉，并且永远不再回来。但是你到底识破了我们的计划。这是我生前最后的话。〃她从胸前拿出一个小包。她对福尔摩斯说：“这个小包裹可以救阿列克谢。先生，由于你的荣誉和正义，我把这包裹委托给你，请你把它转交给俄国大使馆。我已尽了我的责任，并且……”
福尔摩斯突然喊道：“挡住她！〃他一下子跳到屋子的另一边，从她手中夺下一只小药品。
她往床上倒了下去，说：“太晚了！太晚了！我出来……的时候，便吃了药。我头晕。我要死了！先生，我请求你……不要忘记……那个小……包裹。”
我们乘车回城时，福尔摩斯说：“这案件很简单，但是也很发人深思。从一开始问题便围绕着夹鼻眼镜。虽然那个青年在临死前幸运地抓到眼镜，但是我那时还不能肯定，我们是否能够解决问题。很清楚，从眼镜深度可以断定，戴眼镜的人近视程度很深，离开眼镜什么事也做不了。霍普金先生，当你让我相信她确实走过一小块草地，而不是故意作假时，你还记得吗，我当时说过，这种做法很不寻常，值得注意。可是实际上我心中认为这完全不可能，除非她还有一副眼镜。所以，我只能认真考虑另一个假设——她呆在这栋房子内。我一看见两个过道完全相似，就想到她很可能走错路，这样她就会走到教授的屋中。我密切地注意一切能够证实这个假设的事情，我仔细地检查这间屋子有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地毯是整块的，并且钉得很牢固，所以地板上不会有活门。书柜后面可能有躲藏的地方。你知道，在老式的书房里常有这种结构。我注意到地板上各处都堆满了书，但是书柜却是空的，所以书柜可能是一扇门。我找不到别的证据来证实，但是地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