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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抢救了老人家的性命。
第一次「门户开放」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三年（一八九九～一九〇一）之中，正巧也就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大乱之时。它是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1838～1905）和那位接着康格出任美国驻华公使，自称「大美国驻华钦差大臣柔（大人）」的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54～1914）二人全力推动的。
海、柔二人所全力推动的这次门户开放，粗浅的说来有个四句偈的要义，那就是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这条要义的推行，海、柔二公是为着百分之百的美国的利益，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家的利益，也是大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构想的。他们并没有对「支那蛮」（Chinaman）的利益想过半分钟。相反的，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这三年也正是美国「扩张主义」的最高潮。「门户开放」和它原先搞「门户关闭」的所谓「门罗主义」一样，都是「扩张主义」的一部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正是他对这段世界史深入的观察。——在下是个以「笔则笔、削则削」自许的臭老九，绝不因老列的帝国主义也崩溃了，就对他打落水狗。
事实上，就在这个「门户开放」年代，数十万我们的旅美先侨，也正在最野蛮的所谓《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s）压迫之下，被整得家破人亡；夫妻儿女数十年不能团聚。我们的驻美公使伍廷芳是条汉子。为着护侨，他不惜攘臂力争。正因为他是个第一流的外交官，美国国务院就对他作最横蛮的杯葛和孤立，使他数年不能约见国务卿一次。一九〇五年在中国国内也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反美和抵制美货的群众运动。——那是一椿有高度理性的爱国运动；不是像后来红卫兵那样胡搞啊！
所以那时横蛮到绝顶的美国统治阶层，何爱于与禽兽同列的「异端支那蛮」（这是当年加州的《排华法案》上对中国移民的定义）。可是此次他们所推动的「门户开放政策」，却抢救了衰迈的大清帝国一条老命，使它维持了「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四人帮、义和团闯下了如此滔天大祸，结果我们全体老百姓只各赔纹银一两销案！你说这不是异数？没这个门户开放，我们这个古老的「东亚病夫」，可能就要和无用的「欧洲病夫」（The Sickmen of Europe）的鄂图曼大帝国（Ottoman Empire）一样，被各帝国主义大卸八块的瓜分了。
老美救了我们一命的伟大友谊，我们就应该泣血稽颡，感恩图报哉？朋友，国际间哪有真正的道义之交，大清帝国只是在各国的「利益均沾」的前提之下，与老美有点利害相同，也就无意中沾了点光罢了。当然。那时主持我们外交活动的东南三督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也是功不可没的。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在八国占领中的北京情况，和我们三位外交领导是怎样地撑持危局的。
长老会的牧师也占领王府
前文已略言之，在一九〇〇年八月中旬，当七国侵华的杂牌联军一万六千人，攻入北京时，他们是把北京分成几个占领区，各占一区；留一区给他们的德国总司令和后至的七千德国兵来占领。天道还好，这正和一九四五年苏美联军分区占领柏林一样。只是他们尚未在北京城拦腰筑道围墙，把北京一分为二罢了。
读者试想，那时我们的大清帝国是何等窝囊，竟让一队两万左右的杂牌洋兵，占了北京，横行华北，这些洋兵在北京奸杀掳掠，是横行无忌的。那时军纪最坏的是俄国兵——坏军纪是俄国兵的传统。二次大战后，占领我东北的正规苏联红军亦不能免。作家萧军就是因对这批老大哥的行为不满而被毛泽东罚令劳改的。
庚子十月始赶到北京的德军，其军纪之坏也是无以复加的。他们和二次大战时的日军一样，为对被征服者显示威风，杀人强奸掳掠，都是不犯军法的。可是庚子年攻入北京的日军，倒颇为不同。那时的日本刚做了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初尝滋味、乍得甜头；他们要自我表现，力争上流，因此作战争先，掳掠落后，一时颇为他们入侵的友军和本地华民，另眼相看。
入侵敌军的为非作恶，是可以想象的。可是原在东交民巷避难的上帝使徒，一旦重获自由，居然也加入为非行列，那就出人想象之外了。当东交民巷和西什库大教堂一旦被解围之后，数千教民在数十位外国传教士率领之下，乃一哄而出，在七国联军于大街小巷盲目掳掠之间，他们对北京城内情况最熟，就择肥而噬，作起有系统的掠夺了。就以那时原在北京传教的长老会中青年牧师都立华（Rev。 E。 G。Tewksbury）来说吧！在联军入城之后，他居然也强占了一座王府。这座王府的主人可能是个「世袭罔替」的亲王，他府内有各组建筑五十余座，大得吓坏人。但是这位小亲王（根据史料不难查出）其时不过九岁，不可能与义和团有什么关系；更谈不上是什么「毁教灭洋」的战犯。但不论怎样，那位仅有县长资格的都牧师，就把这座显赫的大王府（在今王府井大街一带）。）鹊巢鸠占了。真是羡煞洋兵、妒煞同伙。
在都牧师搬入王府之前，此处已遭洋兵数度洗劫。但是王府太大，数度洗劫之后都牧师还找到白银三千多两（那时与美金比值，大致每两值〇？七四元）。单单这三千两白银就是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后来都氏又在卢沟桥一带为长老会购地兴建一座郊区别墅，所费不过一千五百两而已。
再者这五十座府内建筑之内的家具陈设，各类名瓷和苏绣湘绣的桌帏椅搭帐幔等物，所余亦多。都氏竟异想天开地，摆起美国式的「跳蚤市场」，加以拍卖，大发其财。他的美籍友好，有的难免摇头非议，而都牧师却笑说是「上帝恩赐」。（见 Marilyn 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68。 pp。 191～193。 所引当时之第一手史料。此外本书作者所未及见的公私文件和国务院秘档中亦触手即是。）
这位老都立华牧师的儿子小都立华牧师（Rev Mall Gardner Tewksbury）。笔者亦曾有缘识荆。他是一位极可尊敬而热爱中华的宗教老人；说得一口很标准的京片子。在五、六〇年代里，不知替多少对华裔新婚夫妇用汉语证婚。所引《礼记》、《诗经》也可信手拈来。他老人家后来衰迈时，有次深夜为黑匪殴劫，爬行回家。我们闻讯都赶去慰问。
都老和我们之间，教会内外的共同朋友极多。有的友好如看到上段拙文，可能觉得我应为尊者讳。我自己则觉得无此必要。盖人类原是「社会生物」（Social Being）；任何个体的社会行为是摆脱不掉他自己生存的社会。拳乱时代在华的传教士，他们目睹当时贪婪暴戾的满族亲贵的胡作非为；目睹义和团小将的残酷杀人。都牧师那时仅是位美国青年，在死里逃生之后，对迫害他们的中国贪官污吏的报复心情，原是不难理解的。再者，他们的行为虽然也是掳掠，但与当时横行街头肆意奸杀的洋兵，究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这些小故事都早经哈佛大学师生采为博士论文之素材；而名垂世界文坛的大作家马克吐温，在其文集之内，对此也有长篇大论的专著。既然是举世皆知的史实，我们就更不必为华文读者特意回避了。
马克吐温仗义执言
上述这些故事除掉见货心喜的人之本性之外，他们也有些不患无辞的理论根据。那就是既是拳乱的受害人，不特中国政府要对他们负责赔偿；中国民间也有负责赔偿的义务。他们不特要向政府索赔；也要向民间索赔。因此一旦入侵的联军大获全胜之后，义和团销声匿迹，教士教民一哄而出，整个华北城乡，就是他们的天下了。不用说城乡各地原先被毁的教堂教产要勒令所在地区乡绅士民集资重建，而所建所修者，往往都超出原有的规模。如有动产被掠被毁，则本地绅民不特要折价赔偿，而所折之价，一般都超出原值甚多。被迫集资的华民，敢怒而不敢言，只有遵命照赔，谁敢说半个不字呢？可是美国毕竟是个民主国家，上有七嘴八舌的议员，下有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更多的是专门揭人阴私、挖掘内幕的「扒粪作家」（muckrakers）。这些神职人员在中国胡来，很快就变成北美各报章杂志的专栏。事为大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原名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