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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九卷第一期
五、论孙文思想发展的阶段性
导论：从「联俄容共」到「联美容国」
根据长期研读中国近代史的心得和长期居住于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体验，笔者于一九六〇年曾发表一篇论文，曰（1），在拙文中，我认为近代中国从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逐步走向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发展程序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循序作波浪式前进的。中国要现代化，就要通过许多次险恶的波涛，然后才能风平浪静，渐次走向富强康乐的太平盛世。
但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发展，在通过这些不同的「阶段」时，各个阶段皆有其特定的主题。这些主题的形成，都不是理想家们坐在皮椅上幻想出来的，它们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演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幻逐渐铸造出来的。换言之，它们是客观机运参以主观智慧逐渐融会贯通的，不是根据工程师的蓝图，一层层造起来的。
再者，这些不同阶段的主题，且往往是前后对立的，峰回路转相互矛盾的。因此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家，在推动一种现代化运动之时（不管这一运动是激进的「革命」或缓进的「变法」），他们都要抓住各该阶段所特有的主题，从而推动之；既不能落伍，也不能躐等。抓不住主题而落伍了，那他就要被时代所遗弃，甚至流入「反动」，变成「革命对象」。相反的，如抓不到主题而乱搞不急之务，躐等前进，那就变成空想或过激。空想、过激，对群对己都是有害无益的。他的运动也必然受挫。但是前一阶段的空想，往往也可变成次一阶段的主题。如此各「阶段」相承相催的程序之中，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不能「毕其功于一役」（2）；它是或缓或急，永远不断地向前流动的。
二十年过去了，国事沧桑几变；作者个人如今亦已两鬓披霜。但是把一九六〇年以后，国史上所发生的事实，再为昔年拙文作补充注脚，则益信当年管窥所见而提出的「假设」，有其史学上的真实性。因此不揣浅薄，再次以一管之见，对孙文先生之思想的发展过程，从宏观着眼，加以检讨，来阐明孙氏思想之发展亦有其配合时代前进的「阶段性」。孙文之幸运和伟大之处，便是他居然能两度掌握主题，并从而领导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两个极重要的阶段——那个面向英、美的「辛亥革命」和面向苏联的「联俄容共」。
孙中山对「联俄容共」这一阶段、这一主题之掌握，简直与邓小平今日的「联美容国」政策，前后辉映，有异曲同工之妙！读历史的人，如把这两件史实摊开来比较着看，真不禁拍案叫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我们今日能把孙文思想发展的经过和他所掌握的各主题的「阶段性」来分析一下，其意义也就不止于单纯的历史研究。它对目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应有其鉴往知来的作用吧！
为孙文正名
读者之中可能有人对拙文文题，首先便要提出异议——为什么不用「孙中山」之名，而要用个并不太通俗的「孙文」呢？这点，我得首先解释一下：我们写历史的人，对所讨论的足以永垂史册的历史人物，应该用他在历史上活动的本名，不该用那些后来才使用的通俗名字。列宁原姓乌里扬诺夫，但是他在历史上所发生作用的名字，则是他的化名「列宁」。史书上、档案中但见「列宁」而不见「乌里扬诺夫」，所以历史家就该用「列宁」。爱新觉罗？溥仪，民国初年的人都叫他「宣统」，或「宣统皇帝」，但是写历史的人，则应叫他「溥仪」。曾国藩在清朝的谥法是「曾文正公」，写历史的人则应叫他本名。国民政府给予孙文的谥法为「国父」，写历史的人也不应该用谥法称谓。秉笔直书的史家如用谥法称呼，就只能写歌功颂德书，而不能写史书了（3）。
「孙中山」之名为今日世俗所通用。但是被称为「中山先生」的这位先生本人，却一辈子未尝自称为孙中山。他的名字大致有十来个，但是他在历史上活动的名字则叫「孙文」。他自己生前所习用的，以及有关于他的一切公私文件，均用「孙文」。（4）
「中山」一名的真正来源，今日已不可考；有人说他一度用过日本化名之一曰「中山樵」；也有人说那是日本人替他取的，含有贬抑中国的意味（5）。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在本世纪之初，与孙氏作保皇与革命斗争时，向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 ）作报告，亦偶用「中山」一辞，亦似有不敬之意（6）。
二次革命之后，中山或中山先生之名始渐普遍。首用「中山先生」这一称呼而含有敬意的，据说是章士钊（7）。此事犹待续考。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便是，孙氏除偶用「中山」作化名以图避人耳目之外，他向未自称中山；在他所签署的公私文件，以及他生前与他有直接关系的公私文件，亦向无中山之名（8）。所以我们今日用中山之名来为他开个纪念会，固无不可，但是史家正式执笔为他纪事或作传，则该用他的本名「孙文」，不该用「孙中山」了。
「驱除鞑虏」的口号叫对了
孙文曾把启蒙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三等，曰：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9）。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段时期，在中国搞「洋务运动」的人，在思想界多少都有点先知先觉的成分。因为在近百年来中国步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西化」与「现代化」实是那个时代——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同义字。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那一辈洋务派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0），着重的是坚船利炮。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那一辈，则主张「西学为用」。他们比魏源进了一步，因为他们要「用」的，已不止于坚船利炮了（11）。到康有为主张以西法变中法，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则其西化的程度，已经由「用」而及于「体」了。（12）而孙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当年那一批小华侨们，则主张「驱除鞑虏，建立民国」（13）。那至少在政治上也有点「全盘西化」的意味了。
整整一个世纪快过去了。今日我们读历史的这批后知后觉，来翻翻满清末年的老帐，觉得孙文这一派所抓到的实在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当时在海外定居、留学的小华侨和留学生如孙日新（中山学名）、杨衢云等，对这个主题均已洞若观火，可是国内的知识界则尚见不及此（14）。
由民族革命从而建立「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实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上的特殊现象。一部现代世界史便是一部诸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史；它也是工业革命初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亚当？史密斯（一七二三～一七九〇）撰写的《国富论》中所论之「国」，便是当时在英格兰小岛上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建的英国（15）。美国革命时期的十三州，事实上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其后扩张成北美洲的一大帝国主义，才对其它民族兼容并包的（16）。
这一民族国家在十九世纪之末季，由于德意志和意大利之统一，并产生了许多民族英雄的传奇故事，民族主义竟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17）。白种帝国主义者尚且如此，则被压迫民族就不用说了（18）。
我国的满清皇朝到十九世纪末年，实在是气数已尽，无法再继续下去；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击中要害，它会无限期地苟延残喘的。天王洪秀全的错误，便是他没有抓住这个主题，而乱搞其不急之务的「天父天兄」，终至身死国灭，为史家所笑（19）。他那时如只搞单纯的「民族革命」，恐怕曾、左、李、胡也早已望风披靡了，「中兴名臣」云乎哉！
所以从实力上说，孙中山比起洪秀全来，相差不知几千万里了，而偌大的清帝国不亡于洪、杨，却被孙文的几个口号叫垮了，何哉？主题使然也。孙中山把主题摸对了，几颗炸弹一丢，满清帝国就土崩瓦解了（20）。
我国战国时代军阀打内战，有个叫智伯的用河水来灌人家城堡，灌得对方吃不消了，智伯大喜说：想不到灌水也可亡人之国（21）！其实亡人国并不必灌水。只要主题找对了，叫它几个动听的口号就够了！打内战，口号比洪水厉害多了呢（22）！
孙文这个「驱除鞑虏」的口号是叫对了，因为它主题鲜明。在这个主题之下，把大清帝国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