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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德这两个民族，在近代世界上都是最有效率、最有表现的优秀民族。但是为什么犯了如此愚昧的错误呢？我们读史者叹息深思之余，才悟解出，原来他们的犯罪之源是出自他们政党之内，狭隘的组织家压制了有远见的政治家；在他们近代文明中，偏激的理论家也挤掉了恢宏的思想家。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样就使我们在中山之后，又想起了胡适之先生——孙、胡二人的思想是萧规曹随的。
适之先生早年就反对极权。认为民主政治不能走捷径。要想以法西斯、褐衫党一类的「速效」来建国救民是缘木求鱼的。胡适晚年鼓吹「容忍重于自由」。主张凡事都得想想，是人不容我？还是我不容人呢？只是单方面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那就是曹操了，还有什么民主呢？所以胡先生一生倡导民主的精义所在，便是一句话：「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二次大战前的德、义、日三国，在工业经济、代议政府两方面都已具备了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不幸的是他们万事俱备，只欠「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一阵东风。东风不来，他们就玩火自焚了。只知他人不民主，而昧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压根儿就不民主，从而滥用自由、滥用「多数制」（majorty rule），那就误尽苍生了。
话说至此，我们「民国」的本质也就显露出来了。本质为何？曰：「工业经济」也。非振兴实业无以富。曰：「代议政府」也。非有真正民选代议政府不足以言全民政治。曰：「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如生活方式不民主而多「财」（money）多「力」（might），则充其量一个小小「轴心国」翻版而已，民主云乎哉？
事实上，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我全国同胞、仁人志士，殚精竭虑所追求的便是这三个目标。但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我们在大陆上可说是一个目标也未追到，甚至愈追愈远。台湾呢？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这一篑之土是否可以平安地加上去，而不致因一根茅草便压死一只骆驼。我们写历史的人，执简在手，每晚都打开电视，只有耐性地等着瞧吧！
「后封建」时代的中西之别
朋友们或许要问：民国之远景既若是之单纯，何以我民族苦学猛追了百余年，死人亿万，至今仍是前途未卜呢？这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千头万绪的。同时这一问题亦非中国所独有。大国如印度，小国如菲律宾和印尼——乃至今日的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不都有类似的困扰？不也各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困扰中国最大的原因，显然还是个中西「文化冲突」（cultural conflict）的问题。
须知我们的大清「帝国」是两千多年来，一脉相承，纯中国文化的产品；而「民国」则是个彻头彻尾西欧文明的延续。以古老中国的传统，一下要接上现代西方的制度，若只说是「凿枘不投」，我们还是小看了这个问题。事实却是它二者是「两极分化」、「背道而驰」，甚至是「水火不容」呢！因此要以中式「帝国」之蛹，蜕变出一个西式「民国」之蛾，其过程是痛苦不堪的。但是处此「后封建时代」（post…feudal period），在西方急剧发展的影响之下，我们又必须洗心革面，非变不可，这就是我们近代史上的难解之结了。
可是中西之别，究在何处呢？这问题，答来话长。这儿且说点简化的大略。
从比较史学着眼，可以说近两千年来世界文明之发展，大致可用东亚、西欧两大主流之演变以概其余。这两大主流本是各自发展，极少相互干扰的。两相比较，其成就盖亦在伯仲之间。可是在十七、八世纪之后，西欧文明就显然逐步领先了。当东亚文明还停滞在帝王专制、农业经济时代，西欧各国在政治上已扬弃了专制；在经济上也摆脱了以农为本而逐渐地发展出「重商主义」和「工业革命」了。
西欧文明何以在近代突然脱缰而驰呢？其关键盖为「封建社会」崩溃之结果。笔者在诸多篇拙作里，曾一再阐述中西社会发展之过程有其「通性」，如双方封建社会之发生与成长，便是通性之一例。然中西社会之发展过程，亦有其「特性」，如西方封建社会之形成，实发生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而中国封建社会之成长，则发生于秦汉大帝国建立之前。由于中西历史主观与客观条件之不同，而有其社会发展程序之先后；程序不同乃又导致这两个社会在近古与现代，亦有其本质之差异。
二者本质之差异又何在乎？曰：现代西欧北美社会发展之基础在「社会重于国家」也。「国家」（state）者，社会之「上层建筑」（super structure）也。国家之结构随社会之变动而变动。
我国则反是，我国社会发展之基础，则「国家强于社会」也。社会为国家之「上层建筑」，其结构之型态，其荣枯之动力，悉听命于国家之颐指气使也。
中西两社会之背道而驰，又何胡为乎而然呢？曰：双方发展中之主观与客观诸条件，均有以导致之。
西方中产阶级之自然形成
盖西欧于十五、六世纪封建社会崩溃之后，由于种种条件之限制（包括永远无法统一的拼音文字），他们因此也出不了一个秦始皇。其结果便形成一种小王国、小城邦纷立的局面。其小焉者大致如今日之港、澳与新加坡甚或更小。其大者亦不过如南韩、台湾或稍大，其最大者亦不过一四川耳。吾人如闭目试作遐想：当年西欧一隅之地，便有十数（甚或数十）新加坡、港、澳、台、韩，在商业上作激烈之竞争。它们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政府，也被拖着勉力跟进（如近二十年之台湾与南韩）；大家一致向钱看，一个「重商主义」，当然就不呼自出了。
社会繁荣带动了教育与科技之发展，加强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亚当史密斯之《国富论》，也就变成现代社会科学之第一部书了，其情盖亦如今日台湾坊间之《股票指南》也。浸假一个以动产与不动产为基础而取得政治力量的「中产阶级」乃应运而生（试看今日的台湾与南韩）。大家拳脚交加地在「一院制」（unicamera）的议会之内，压制了老贵族，提高了增额平民议员；建立并加强了下院，便控制了政府。上节所述「代议政府」云云，在不断改进中，乃变成为维护此一新兴阶级集体利益之比较适当的模式了。
所以所谓全民「代议政府」者，实为西方自由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顺水推舟，无啥深文大义的自然产品也。
可是这么一个肤浅庸俗的洋制度，我们要把它移植到东亚大陆，何以竟如此之高不可攀和如此之难产呢？这就因为它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实在是水火不相容的了。
中国的「宗法传统」和「家长制」
我们那个「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是从我们最古老的「宗法社会」逐渐演变出来的。宗法制是个纯国货。它在其他民族的历史里，是找不到类似的制度的。
可是「宗法社会」究竟又是个什么东西呢？简言之，它便是由我先民所特有的祖先崇拜传统，所发展出来的以父系家长（paternity）为中心的氏族制度（clan）。
前节已言之：我们的「封建社会」之崩溃早于西方一千七百余年。可是我们在封建社会崩溃之后，却没有弄到小邦林立、大家一致要钱的程度。相反的，由于特有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驱使，我们却搞出个高度中央集权的超级大帝国来。
为着这个「中央集权」的运作，我们又发展出一套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system）。这个完整的制度，再经历朝改进，到满清初年，可说已臻至化境。它的运作之灵巧与科学化，允非国共两党后来的党官制所可望其项背。这样一个完备而合理的统治系统，再由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把我们东方哲学——儒、法、道三家的精义熔注其间，日久化民成俗，便形成了一个所谓「霸王道杂冶」的「文化整体」（cultural entity）。关于这文化整体的特性与通性，时贤与笔者于各种著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