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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话说回头，读者可千万别瞧不起博士爷的「一书」，尤其是举世驰名的名大学的博士爷的一书。因为那一书，往往是他呕心沥血、皮开肉绽的心血结晶。也往往是他钻营十年的小牛角尖中最堪一读的专著。——大题目如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增补为《中国古代哲学史》），足开一代文运。小题目如顾维钧的《外侨在华的法律地位》，也是该专题的唯一著作。再如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及其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之影响》。今日学人不谈五四则罢；若谈五四，则必自周郎开始。
以上只是文科。再看理工科，那就更为实际了。每篇博士论文，都是解决一个科学上的现实问题。如钱学森的《压缩流体运动与喷射推进诸问题》，便是今日搞流体力学和太空工程起步的专论。其外如蒋彦士（一九四二？明尼苏达）和李登辉（一九六八？康乃尔）在农业研究上的专论，都是启台湾农业现代化之先河，光辉灿烂，功不可没的（这儿所谈是纯学术性的，与二公的政治行为无涉也）。
笔者个人治学的经验和习惯便是凡涉及某项专题，我第一要找的参考书，便是与各该项有关的名大学的博士论文。因为这些论文，都是一些博士级专才，呕心沥血，过五关斩六将的力作，非同凡响，不是一般瞎扯淡之文。专家可信得过也。——忆七〇年代之初，余首返大陆探母，见祖国农业改革之彻底失败，而想一探台湾土改与农改之奥秘，曾得机访问蒋彦士君一谈（余知其为明尼苏达四二级之农学博士也）。承蒋公不弃，赠我整箱「农复会」出版品，至今珍藏之。其后偶尔谬论农村问题，手边参考资料，信其可用也。
农业如此，其他各科，无不皆然。——个人甘苦推广及于学生，因凡有硕士、博士研究生问道及余者（尤其是亚裔学生）。我总要该生先看看与他（她）专题有关的「博士论文」。——人家如已做过，你要重作之，那就要青出于蓝了。不能胜于蓝，为避免有抄袭之嫌，那就要换个题目了。这第一步的审查工作，得其窍者，半小时之功力耳。案头有袁同礼、李志钟之参考书，一索可得也。进读全文，则北美主要图书馆，和台北「中央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均有全套庋藏也。
余即知有研究生穷数年之功，做出些血汗结晶，始发现此专题早有人做过。他不能后来居上，就被误为抄袭了。——这些都是「教不严、师之惰」的结果。余亦知有些在大陆上的科学实验，颇足矜夸。殊不料所得结果，美国早在战后即已「解密」（de…classified）矣。
笔者举这些小例子，无非想说明，袁某在中国带头搞资讯现代化的重要性及其历史意义罢了。
孙中山、毛泽东的「登月计画」
其实更值得吾人注意的，还是这种看来初无深文大义（也是毛泽东绝对瞧不起）的东西，往往影响千万国民的生命财产。
六〇年代美国为在太空工程上超赶苏联，要搞个嫦娥奔月的计画。为解决太空人登月的一切难题，「太空总署」（NASA）与各大学和工商业研究机构，先后订了八千多个「副合同」（subcontract）。每个小合同解决一项难题。八千难题有一个不解决，太空人就上不了月球；而每一个难题之解决，事实上都是一篇或大或小的「博士论文」。等到八千本博士论文全都通过，八千项难题通统解决，美国太空人阿姆斯壮，才能以「小小的一步」踏上月球！
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就不然哉？！
事实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民主专政论」之中，都各有不同的「登月计画」。
孙中山的「登月计画」叫做「涨价归公」。
毛泽东的「登月计画」叫做「吃大锅饭」。
孙中山先生当年周游世界，眼看伦敦、纽约等地炒地皮的奸商，日进万金，吃喝嫖赌。他老人家火了，因而「发明」了一套「民生主义」。信誓旦旦，一朝革命成功，他一定要搞个「涨价归公」，封杀所有奸商。孙公真勇已哉！果然他的革命成功了。蒋家父子誓死实行「国父遗教」，搞了六十二年，也未搞出个「涨价归公」来。最近李登辉总统再接再厉，又宣布他坚决信仰「三民主义」——但是就是不搞「涨价归公」。
朋友，岂蒋家父子、李氏伉俪，对主义信仰，口是心非哉？非也！原来国父的「涨价归公」，也是一椿「登月计画」也。它需写八千本博士论文；解决八千项难题，始有登月之望。他老人家一本博士论文也未发表，只来个「想当然耳」，如何能搞嫦娥奔月呢？！
毛主席更糟。他要全国老百姓，都来吃大锅饭。大锅饭煮了就吃。其易也，直如「抬头望月」。但是其难也，则如「涨价归公」。不写八千本博士论文，解决八千项难题，而硬要为人民服务，强迫人民食之，就要饿死两千五百万人了。
读过英雄豪杰的传记，回头再看看像袁同礼那样的无名英雄们是多么可爱啊！他们死得多么可惜啊！（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于北美洲）
*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七卷第六期
【贰】太平天国
一、论晚清周期性内乱与洪杨悲剧
从中国传统史学（包括《二十五史》和《通鉴》）的观点来看，满清二百六十八年实在是中国史上最值得称颂的一个朝代。
论武功，它开疆拓土、四向扩张，幅员之广阔在中华民族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乾隆时代东南亚「香料群岛」一带（今印度尼西亚东端）有些小国如「苏禄」（Sulu）等等，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海盗吓惨了，乃向北京上表「求内附」作藩属；乾隆爷还下诏以「险远不许」呢！这与西方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作风，如何能比？
论文治，则清初康雍乾三朝一百三十余年（一六六一～一七九五）的国泰民安，制度上轨道、政治有效率，真是「三代以下无斯盛」！－－满清也是我国历史上（包括国共两党的政府在内），唯一没有全国性「徭役制」（Corvee或forced labor）的一个朝代（见《皇清通考》）。若论政府对人民的剥削，清朝实在是最少的啊！
论经济，康雍乾三朝，人丁剧增、民丰物阜也不在同时欧洲之下；纵迟至「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前夕，我们的一个资本家浩官伍敦仁（一七六九～一八四三，广州十三行主东之一），他个人的财富，据美商估计也比与他同时最富有，也是第一位搞垄断贸易的美国财阀约翰．亚斯特（John Jacob Astor，1763～1848），可能还要富上好几倍。
【附注】亚斯特财团也是纽约市最早、最大、最豪华的「华尔道夫大饭店」（Hotel Astor Walldorf）的拥有者。李鸿章于一八九六年访问纽约时，即下榻该饭店。亚斯特本人也是靠对华皮货贸易（fur trade）起家的。
再说说学术文化吧！中国那时更是独步全球。乾隆皇帝于美国革命时期在北京开馆修《四库全书》。这一部被他陛下一「毁」再「毁」的丛书，所剩下的卷帙，其分量还大于当时全世界其它各国现存书籍之总和！举一反三，其它的成就，就不用多说了。
所以我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朝的满清，实在是不可小视的。可是近百年来它却为中外史学家糟蹋得不成个样子，实在是很不公平的。其主要原因便是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国之将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瘫痪到底，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因之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大风吹倒前朝树，我们历史上的最后一朝也就逐渐沉入历史的海洋，而任人鞭尸了。
第一册曾略叙晚清外患的始末。本篇再谈谈晚清带有浓厚周期性的内忧。
玉石俱焚的周期性内乱
在我国冗长的历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为历史的「必然」。盖我国传统的外患多半来自边疆少数民族。边疆少数民族之能否问鼎中原，则决定于两种因素：第一要看它本身有无入侵的能力；第二要看中原上国有否给它问鼎的机会。二者的凑合是难得的，也是偶然的。这一难得与偶然事实上也适用于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入侵。
至于内乱呢？那它就往往有其周而复始的必然性了；而这个必然性，也往往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历史家，甚至阴阳家、术数家，都可以预测的、逆料的。
【附注】阴阳学、术数学不是中国和印度所专有的「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