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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这一秦汉模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便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直到蒋中正、毛泽东当政，基本上还是照旧。所以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法政。」这句话，大致是正确无讹的。
可是这一秦汉模式延续到清朝末叶「鸦片战争」时期（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就逐渐维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一八四〇年开始，我们能在二〇四〇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采声中，就可以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以上是笔者个人积数十年治学与教学的心得，对祖国历史，和国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浅的认知和「大胆的假设」。要「小心的求证」起来，工程就浩大了。但笔者自青少年时代开始便对此一问题钻研未停，然思者一得，纵有若干自信，终难免也有自己的阿Q心情。因将此一假设，先以「提纲」方式提出以就正于方家，庶可与同道携手前进：深信吾道不孤也。
再者，近年因退休多暇，曾应好友宠召，自纽约开始，分访华府、波士顿、三藩市及祖国各地，以同一专题作公开讲演。承听众和媒体不弃，时有报导。美国华文《世界日报》及香港《动向》月刊的资深记者，均曾对笔者粗论，颇有综合性之介绍。捧读之下，欣知执笔作家所记者，实远较笔者自述为精简而扼要。内容一览可知，不像笔者自著之啰唆失当也。谨先斩后奏，斗胆将此篇附印于后，作为补增，庶使读者对拙见更易了解。亦是自己说不清而请友好代达之微意。尚恳大会专家不吝赐教也。
*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九卷第三期。
三、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
我们对中国近现代目录学有兴趣的朋友们，大致都不会否认一个现象，那就是国人以汉文治国史最弱的一环，便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笔者本人甚至不知轻重大放厥辞的说过。若论在外交史上的成就，中文著作中，简直没一部可读之书。这虽是个人不学而又长个右派大嘴巴的胡言乱语，例如数十年老友王尔敏教授这本新著《晚清商约外交》便是一本极为可读之书，但在下这句信口之言，也是出自多少年在海内外教书的经验，有感而发。因为我们在外国大学里教授中国外交史（尤其是中英、中美外交史），或东亚国际关系史一类课目的参考书目（syllabus）中，有时为文化自尊心所驱使，实在想列入若干「中文著作」以光门楣，但是有时除一些史料书之外，勉强列入的中文著作，实在有违心愿。其原因就是，你把勉强选入的书目，和同一类的西文书目并列，二者之间的功力与火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就谈晚清外交史吧，有哪一本「中文著作」和摩尔斯那三大本的《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相比，不是个娃娃呢？
再说摩尔斯的学生费正清吧，在费氏大旗之下，哈佛一校就出了数十本具体而微的类似著作，不谈观点，只从治学的功力与火候来比较，至今的「中文著作」里，还找不到几本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钜著。这样一比，我们要想剑桥学派，在晚清外交史这一行道上，不称王，不称霸，又岂可得乎？这儿还想大胆的插上一句，在这个剑桥学派里，纵是亚裔学者所持的观点，也是费正清的观点。虽然费氏逝世之后，这一观点已逐渐淡化了。
若问，在这一行道上，中英两文的著作，距离何以如此之大呢？笔者的回答，便又要回到我个人的老「主义」上去了。首先，这是个历史转型的问题。学术转型原是社会转型的一部分；而历史学的转型，又是学术转型的一部分。外交史不用说，更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我们要知道，外交史、国际关系史这一行道里的学问，在我国的传统史学，所谓六家二体里，都未尝成过专业，尤其是所有外交家都应有若干修养的国际法这一门，它和我们整个传统法家一样，发育始终没有成熟，在中国学术史上，就像一个花苞，花未盛开，就枯萎了。何以如此呢？那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了。下节当略述之。
再者，笔者在谈比较史学，尤其是谈比较文学和比较艺术时，总喜欢劝搞「比较学」的朋友们，比较要分「阶段」。要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现代比现代，才见高下。不能囫囵吞枣说，中国音乐不如西洋音乐，中国诗歌不如西洋诗歌，或中国小说不如西方小说，……你只能说现代中国的音乐，远不如现代西方的音乐。你可千万不能说，中国唐代的音乐比不上中古时期欧洲的音乐。因此我们谈国际关系史，乃至国际法这行学问，也是一样。在传统中国，我们在这个专业里，就比西方落后了，落后到几乎没有了的程度，但是它在先秦时代的发展，却也曾大有可说，甚至还有更高的成就呢！吾人试读我国古籍中的《左传》、《国语》、《国策》，乃至《晏子》、《管子》，便知道我们的成就不在西方之下。但是在秦汉以后就不足观矣。且举几则小例子：
我国古代国际公法的萌芽
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的老外交家管仲（？～公元前六四五年），做了齐国的周恩来，以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帮齐桓公打天下，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正是美国今日所干的？）为维持他那时的国际和平，管仲于公元前六五一年，在齐国的葵丘（今山东省临淄县），召集了一个国际会议，并签订了一件国际条约叫做（葵丘之盟）。（这项条约如签订于二十世纪，周恩来显然就要选日内瓦或万隆了。）在这件「葵丘条约」里，当时各列强，在齐国（位同今日的老美）的操纵之下，歃血为盟，宣布一致遵守所签订的各条款，这些条款当然也就变成当年的国际公法了。原条文是假当时有名无实的「周天子」之名（也就是今日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之名），向国际公布的。条约的内容是：
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见《春秋谷梁传》，僖公九年）
这则我国古代的国际公约，大致也可叫做「五毋公约」或「五禁公约」吧！今天读起来虽觉可笑，现代女权主义者读来，尤其要怒发冲冠，但是这却是那时最合实际需要的国际条约。（请看今日联合国中由美国带头所搞的，「禁核」、「禁毒」、「禁武」（化学武器）等等三禁、五禁诸条约，就可知道其重要性也。）在公元前七世纪的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小国甚多。一河流经数国。如果上游国家筑坝蓄水，下游国家就要受旱灾了，所以不能「雍泉」（截流，筑坝，或造蓄水池）。饥荒缺粮时期，各国尤不许囤积居奇，所谓「毋讫籴」也。「毋易树子」这条也很重要。由于往古部落之间通婚的老传统，我国封建时代王族婚姻都是有国际背景的。直至今日我们还有「姻联秦晋」的成语。乖乖，秦晋都是超级强权。他两家的外甥少爷已经做了「树子」（太子），你要把他换掉，代以小老婆之子，岂不要引起国际纠纷？为着国际和平，则树子不可易也。
小老婆决不许做大夫人
「毋以妾为妻」，也要写入国际条约。朋友，你认为是笑话吗？非也。不但那时是事关世界和平的大事，纵在今日二奶也不能代替大奶呢！不信，您如试想美国克林顿大总统，今日要和希拉里离婚，而把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S。 Lewinsky）扶正作美国第一夫人，你看今日世界会变成个什么样子？首先华府和北京的「伙伴关系」，恐怕就很难继续了。国会内极右政团，如乘机要罢免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