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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自况的韩文公韩愈，便用这种方法在人才市场亮过相。同样的我们那位「斗酒诗百篇」、古今第一大诗仙李白，也在这一自由市场中标价出售过自己。篇前所言，我们的孙国父，不也上过书？
那些「买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权贵，为着「爱才」、为着「颇受感动」，或许只是为着「沽名钓誉」搞「野无遗贤」的玩意，往往也「礼贤下士」一番。如此劳资两利，相互宣传，足使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也得以扬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这个传统之下，康有为向三位权贵上书之后，竟颇受青睐。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对他最为器重。
透过皇帝的老师上书
翁同龢那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师」。他是同治、光绪两个小皇帝的老师，出入宫禁三十余年。在百日维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庆宫去替光绪讲书的。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衔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时人揶揄他二人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权势亦可想见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状元及第」，系出所谓「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翁氏名门，真是天下无双的士林泰斗。
有了这样一条好「关系」和大「后门」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场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渐高涨。台阁之中既不乏纡尊降贵的高官时加捧场；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结为荣。这样一来，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写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时贤名士，为着国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写信，也是我国的老传统。自周武王时代的伯夷、叔齐开始，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如法炮制。可是搞「上皇帝书」是有重大冒险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龙颜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蚕室」，弄到杀头抄家的下场。
康有为搞第一次「上皇帝书」是在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也就是他见重于翁同龢的那一年。这时刚好在皇帝祖坟附近发生了「山崩千余丈」的灾难。这在传统的迷信上，叫做国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夸大这个天意，上书请皇帝「变法维新」；并责难朝廷「不复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没有通讯处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递。孰知翁氏览书胆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书虽然上不去，可是毕竟是轰动朝野的大事。该书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呕心沥血之作；一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章，遍传海内。水涨船高，有为也就随之文名大噪。因此这年他落第还乡，办起「万木草堂」来，不特新科举人梁启超慕名而来；那位潜龙在田的孙中山也想结交他一下。中山于一八九四年向李鸿章上书的灵感，可能就得自康有为。
「公车上书」始末
有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书，想不到时来运转，于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三十六岁的老童生居然在广州乡试中了「举人」。有了「举人」的资格，康圣人也就可以与比他小十五岁的天才学生梁启超，联袂去北京参加「会试」，争取「进士」的学位，作「天子门生」了。
康、梁师徒于一八九四（甲午）及一八九五（乙未）年两度入京。这时中日「甲午之战」方酣。我海陆两军，兵败如山倒；全国震动、人心惶惶。朝臣或主迁都抗战，或主订约媾和，莫衷一是。当时年轻的光绪皇帝，和他那并不知兵的老师翁同龢，原属主战派；而比较知彼知己、老谋深算的李鸿章集团，则说动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实行议约谋和，因此也发生一连串的「广岛拒使」、「马关议约」的国耻大事。——朝中也隐隐地形成帝后二党，暗中对立。
就在这国族岌岌可危的年头，北京却是个热闹非凡的城市。第一，一八九四这一年慈禧太后（一八三五～一九〇八）虚龄六十岁。这位有权而无知，当国三十五年性喜奢华的女独裁者，挪用了海军经费和京奉路款，加上内府外省的各种奉献，共花去白银数千万两，大修其「颐和园」及东陵的坟墓。奇技淫巧，工匠艺人，麋集北京，极一时之盛。第二，是年又是科举制度中的「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各倾家当，齐集北京参加会试。
谁知就在这场熙熙攘攘的假繁荣里，忽然渔阳鼙鼓动地来，王师溃败，噩耗频传。一八九五年初春当乙未科进士正企待发榜之时，《马关条约》中对台湾与辽东之割地及两万万两赔款之噩耗，亦适时而至。一时群情鼎沸。新科举人数千人乃发动学潮，伏阙上书，誓死抗日。其中尤以台湾籍青年举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之时，康氏原有他「上皇帝书」的老底子；梁则是一位「笔端常带感情」的煽动性作家。所以学潮一起，他师徒就领袖群伦了。
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阴历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师徒经一昼两夜之力，写成上皇帝「万言书」三章，呼吁「拒和」、「迁都」、「变法」。十八省在京举人集会响应。一时联署者多至一千二百余人。五月二日（阴历四月初八）乃由康、梁师徒领队，率十八省举人及市民数千人，齐集「都察院」门前，递请代奏。——此一群众集会，也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第一次学潮吧。这就是那桩名垂史册的「公车上书」了。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康梁这次上书是连一部「黄包车」也没有的。所谓「公车」者，在一百年前无人不知；一百年后就无有人知了。原来在两千年前的汉朝，政府官吏很多都是地方举荐的。这些被举之人抵达京师，照例都由朝廷派「公车」接送。乘「公车」是多么光鲜的事。自此以后「公车」和「举人」就分不开了。公车就是举人；举人就是公车。
所以康、梁这次所领导的学潮，实在是一个「举人造反」的团体行动。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举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这造反未成之时，朝廷的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它一面声明要严办聚众滋事，一面又贴出了黄榜，学潮总指挥康有为，高中第八名进士。这一下「金榜挂名」，数十年灰溜溜鸟气全消。马上脱青衫、着红袍，保和殿面圣去者。还闹啥学潮呢？那些名落孙山的榜外公车，也只有打点还乡，还债、赖债、打秋风去了。台湾割给日本，让唐景崧和胡适的爸爸去善后受罪吧！他们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后，也暂时管不着了。大家鸟兽散，颟顸无能的大清政府，未派一辆坦克上街，天安门的大学潮，也就烟消云散了。
诛心而论，天下原无不是之学潮！康、梁师徒为着变法改制，虽然后来都变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最近的《人民日报》不是心血来潮，对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补作了至高的评介。既然领导那个小学潮的康、梁是历史上值得歌颂的人物，那么硬说魏京生、王丹、包遵信、王军涛等是该关该杀的「暴乱分子」，岂不是睁着眼说瞎话？
人生苦短，一时烜赫，究竟是白驹过隙、过眼烟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倒真希望领袖万岁。当朝诸公长生不老。再过他一百年，回头看看「小平变法」的过程；看看将来的历史家对他们是怎样下笔的。
人民问政的开始和「太子党」
「公车上书」这一出小闹剧未搞出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地还是照割；款也照陪。可是举人造反这一闹，却闹出个庶民问政的风气。关心国事，却变成了一时的风尚。关心之道，则是纠合志同道合之士，组织社团，报效国家。士大夫们目光远大、满腹经纶，就要组织他们的「强学会」、「保国会」；江湖豪杰，气功师、武术师，忠肝义胆、视死如归，就要组织他们的「义民社」、「义和团」来「扶清灭洋」；海外华侨青年，海内知青和秘密会党，也要组织他们的「辅仁文社」、「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时组织林立，百会蜂起。据梁启超所作统计，自甲午（一八九四）至辛亥（一九一一）有章程可考的各种公开社团，盖有一百六十余家之多。——其宗旨除少数的革命造反之外，盖多为保种强国，扶清灭洋而设也。「扶清灭洋」可能就是后来中共「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的老祖宗吧！
在这百余种社团中，那最有声势、最有内容、也是最先组织的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