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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临动身时却有许多人动摇了。结果只有胡其谦、罗义淮到三正埠来和我与王方名集合，随后陈寄宇跟来，然后到王方名的家乡去等周极明来会合。
到渠县后，由陈寄宇和我出面去交涉。渠县抗敌后援会很客气地招待我们，并引我们去见了县长。这时王方名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对我们也热情起来了，一定要我们住到他家去。我们因工作关系不能全去，只让王方名回家去住。王方名的父亲之所以改变态度，我很能理解。渠县过去离苏区很近，并曾被红军占领过，现在国共合作了，王方名这次结团回来，又受到官方的欢迎，其前途未可限量，他作为父亲，为什么不趁此重讲天伦大义呢？我们也装做不知道他们的家事，一再去拜望他的父亲。从此王方名又恢复了家庭关系和父子之情。在渠县正值新年之后、春节之前，到处都很热闹，正是开展抗日宣传的时机。恰好周极明也赶来了，他原是众志歌咏团的团长，不但有一副很好的男中音嗓子，歌唱得如，而日会指挥，会导演。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练熟了许多救广歌曲，把《放下你的鞭子》也重新演练了一番，并开始排练我和王方名全作编定的新短剧《两弟兄》。在抗敌后援会的主持下，我们在渠县举办了盛人的演出，效果很好。
由于在渠县的演出成功，我们随即沿嘉陵江北上，一路都找抗敌后援会招待，这样既便于宣传，又节省路费。不几天到了阆中。胡其谦有一个长辈的亲戚在阆中任法院院长，他通过当局要我们多住几天，帮他们多做些抗战宣传工作。阆中虽是一座名城，古迹很多，但地处偏僻，颇为闭寨因此我们的宣传立即引起轰动，在剧场演出时座无虚席；在广场演出时更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到各学校教唱歌也很受欢迎，学生们很快便学会了最新的救亡歌曲，随即满街传唱，一时从阆中城头到嘉陵江边，到处都飞扬着〃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等雄壮的歌声。红军过去在间中曾留下深刻的影响，尤其是青年学生现在都非常向往陕北。不知怎的，他们察觉了我们到陕北的意图。一连几天晚上，都有几个男女学生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带着他们一起去陕北。虽然我们一再说明我们不是去陕北而是去考察川陕公路的土木工程，但他们总是不信。这时阆中当局也对我们起了疑心，胡其谦的亲戚也来说我们的宣传太左了，希望我们赶快走，免得惹出麻烦。为此我们特地到国民党的县党部和县政府辞行，表示谢意，并故意出示证件，请他们向我们的前站县通知一声，以便到时能接待我们。第二天黎明，我们便迅速离开了阆中。但走出城不远，后面就跟上来了十几名青年男女学生，他们说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都要跟我们学习怎样进行抗日宣传。我们怎样劝说也未能把他们打发回去，不得已，便让他们分成3个组（男的两个组、女的一个组），并另推两名代表和王方名在一起，领导他们，这样形成4个小单位，跟在我们后面行进。他们的领导组离我们至少要有一小时的距离（约10余里），他们的各组之间也都要保持一小时以上的距离，而且他们的行程每日不得超过70里。我们还要王方名在途中说服他们回去，首先要把女生早些说服回去。就在头一天傍晚，有几位学生的家长赶上来了。原来有人造谣说我们拐带了他们的孩子。但一看孩子们并不和我们在一起，他们无话可说，只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动员孩子们返家。我们坚决说我们不是去陕北，也不是去前方，只是去考察土木工程，我们是搞专门技术的，这些孩子跟着我们，学不到什么东西，希望他们把孩子们领回去。在我们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下，全部女生和几个男生就和我们依依告别而去，但还有5个男牛坚决不走，继续由王方名领着他们跟在我们后面。
第七部分 怀友 5。我的好友王方名（3）
到达陕西褒城的时候，褒城县长热情地招待我们，要我们为新招到的士兵演出。演出很成功，使新兵抗日情绪高涨县长因此设宴款待我们，并希望我们留在那里工作。在宴会上，有一位负责检查行人的特务营长作陪。此人对重庆大学的情况很热悉，席间故意迂回地反复盘问我们。胡其谦警惕性不高，差一点说露了馅，好在王方名在重大有朋友，曾常住重大，所以能应对自如，而陈寄宇和我又觉察了那位营长的阴谋，就能帮着胡其谦支吾过去了。陈寄宇还很大方地反过来问他说：营长在重大时是读书呢还是作事，怎么我在重大那么久也不认识你呢？他见陈很老道，再不敢问重大的事了。后来在1938年夏天，这位营长混进了陕北公学拘邑分校，恰好偏在王方名担任指导员的那个队里。学校发觉后让他毕了业，然后把他打发回国民党统治区去了。从褒城再北上，王方名就回来和我们一起走，让阆中那5个学生组织起来，独立行动，这样一直走到西安。
在西安遇见了李成之，他是由成都先期到达的。但他这次赴延安并未经组织同意，因此无法为我们介绍，他要我们去找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请民先把我们介绍到延安去。我找到颜利民，那时他在民先总队部（或西北队部）工作。他只答应介绍我们从万县来的几个人到延安，至于阆中那5个学生，只能介绍到安吴堡青训班（是由西北青年救国会主办的）。后来，我们到了延安，阆中那5个学生只有两个到了青训班，其余3个好象是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去了。
在延安，王方名和我都进了陕北公学，而且编在同一个队和同一个班。但很快我就调到西安去招生，他毕业后则到了拘邑陕公分校。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投考陕公分校的学生渐少，我从西安回到陕公分校。这时王方名在队上任指导员，我在组织科工作，我们上作关系密切，见面的时候很多。1939年初，我调回延安；他则在当年春天东渡黄河，到敌后去办抗大分校，先在晋东南，以后到了山东我虽然也在这年秋天到了晋东南，但他早已离开了，从此我们各在山东、山西坚持抗战以至解放战争，直到全国解放都未曾见面，等到1953年见面时，他已蒙受了极大的冤屈而无法挽回了。
大概是1953年夏，中国人民大学在张自忠路一号的小礼堂召开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讨论会。这个会由我主持，各系及附属工农速成中学都有代表参加。等到附中代表发言时，全场都很注意，因为他讲得很精辟，而且手舞足蹈，神采飞扬。我一看，这不是王方名吗？但一想：他怎么能在这儿呢？再仔细看了又听，我认定发言者必是王方名无疑。于是写了一张纸条给他：〃你是王方名吗？讲完后请坐到我这里来。〃他讲完后果然来到我的座位，散会后便到了我的家。在我家中，尽管当着我家人的面，当我问起他的近况时，他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大哭一场。他告诉我：他到敌后，先是在晋东南抗大一分校任指导员，随即到胶东抗大三分校任政教组长，以后又曾任胶东公学副校长等职。一直在胶东坚持抗战，历尽艰苦。全国解放后，他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察。华东领导本拟任命他为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因与山东领导关系不好，山东表面上留他，不放他走，但背地里对上面说了他许多坏话。他因此十分恼火，引起旧病（肺结核）复发。后来高教部把他调到北京任政治教育专员。我说：解放后我就在中国人民大学，经常到高教部开会，为什么没有见到你呢？他说：你们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教育，高教部是不管的，所以你没有参加这方面的会议。我问起他的家庭情况，他说是在胶东抗战时与学生宋华结婚的，现在已有子女4人，并说宋华还是人民大学统计专修班毕业的呢。我说我在人民大学管教务，到处都有我的签名，宋华又知道我们的关系，她为什么一次也不来找我呢？王方名对此也感到奇怪后来一问，才知道宋华在统计班上学时，看到课程表等上面我的签名，也曾动了一下心，但一想李新一直在地方上工作，这上面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