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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利特尔顿说的活也许是生动的夸张之词，他说：“招募制度……就其速度之慢来说，几乎在一切公务程序中列为首位。这表明其中定有道理。”但是在1946年10月19日等着去德国的三千六百十三人中，有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已领到六周以101 上的干薪。大体上说，从主要是军人转到主要是文职人员的这一过程已成功地完成了。但与此同时，那些在德国“为了使城镇重新活跃起来而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却得不到什么帮助，由于无从确知接替的主要官员是否会在现任官员离职之前到来，接替者到任之后是否能胜任愉快。虽然有现代通讯设备，却很少有可能从伦敦获得何时派遣接替人员的确切消息，因为开展组织工作的职责是由那么多部门分散掌管的。
招聘人员的主要困难当然在于无法肯定在德国的职业前景如何。虽然那时有许多人信口开河，说什么要占领二十五年，可是财政部却（也许幸而）持怀疑态度。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至少签订了某些长期合同，但期限很少超过七年，而且在这个期间担任文职缺乏充分保障。往往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即从正规部门中抽调固定的官员来解决问题。在不少情况下是按这个办法执行了，把第一流的人员安插到许多重要岗位上去；凡是以正规文职人员为核心的管理处（诸如政治管理处和人力管理处）都是属于做得最有成效的，但只有愿去工作者才能如此抽调，而各部门因为面临着国内的大量问题，并不是都想把本单位最优秀的人员送到从前的敌国去服务的。德国的生活有许多缺陷，但也有若干可以弥补缺陷的优越之处（例如优厚的津贴），这一切并不完全合乎应聘人的心意。而自1939年起出国人员许多都不情愿定居异域，另外一些人则一心想回国，不肯失去获得一官半职的机会，因为国内有那么多文职工作要人去干。为前途焦虑也许是过分了。任何一个在德国干得出色的人很可能会从这个或那个组织得到一系列更多的职务。但是这种焦虑是存在的，从而使提供能够有效地处理管理问题的人员增加了困难。不管怎样，一个新成立的组织总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安顿下来；尽管口头审查委员会精挑细选，还是混进了一些不称职者，不得不予以撤换。配备不当和意102 气不投的情况总是难免的。某些组织形式证明不能达到原来的目的，必须予以改变。但管制委员会就是没有时间能够安定下来。它所要处理的问题都是燃眉之急，而且变化无常。委员会的人员处于经常变动之中，由于情况在变化，人员在裁减（1946年以后），这个组织的确切性质也不得不随之改变。总的说来，英国似乎和其他盟国一样成功地解决了人事问题。
管制委员会中的英方因为规模大大超过其他三个盟国面时常受到批评。然而，俄国人的方法不同，法国人的条件不同，无从比较，因此只能试图和美国作一对比，即使这样，某些情况还必须提醒一下。不错，1946年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中英方的编制总共有二万五千八百十三人，而美国占领区在1945年12月只有一万二千人，次年4 月裁减到七千六百人。但美方的行政管理和服务工作是由美国军队担任的，、而英方则专门有一批人担任这项工作，人数超过六千五百人。英方的数字还包括情抵处的三千七百八十人，美方则仍由军队担负这一任务。除去这些数字，英方人数大约是一万五千人。还要提醒一下，英占区工业最集中，遭到的破坏也最严重。美方人员编制之小，多半由于迅速裁减人力，方针审慎仅是部分原因。虽然有些人批评英国人过于谨慎小心，长期把持着行政事务而未移交给德国人，但也有些人批评美国人在德国人尚未充分稳固足以发挥效能之前就把行政事务移交出去，使自己处于无法确定政策能否得到贯彻的地位。时隔仅仅十年，现在回顾起来，这一问题似已开始显得无关重要，因为英方编制从1947年以后就逐步缩减了。
美占区的组织方式与英占区大同小异，因为两国管理德国的计划是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于1945年7 月14日解散）内共同制定的。开始时两组军官之间的竞争颇为激烈，一方以军事副总督克莱将军为首，他统帅着柏林管制委员会中的美方，另一方以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为首，他指挥着法兰克福的美军司令部民事103（G5）处的人员。在美占区的两个军区和柏林的美管区都配有附属于地区司令的军政府人员，并通过他们向法兰克福汇报情况。有几个地区司令精力充沛，能独立思考，把自动决定问题的广泛自由使用于军政府，这是美国工作人员守则中允许战地司令享有的权力。其结果是，柏林的决策部门几乎管不了占领区里的事情。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向法兰克福递送备忘录，要求让各级传阅。备忘录如果不作一番改写，下级就不会当作命令去执行，这一困难法兰克福是深知的。撇开这点不谈，法兰克福的人员从一开始就认为决策者是他们而不是柏林。他们接受华盛顿的指令，或者向克莱将军转达以备四国谈判之用，或者向地区司令转达以便在占领区内执行。这种做法无视国际协议授权对德管制委员会制定政策的事实。1945年10月，军政府人员脱离军队领导，从属于法兰克福和柏林的军政府办公处，前者仍是陆军参谋总部的一部分，但于1946年3 月撤销。那时美占区已经划分成三个州（巴伐利亚，大黑森，符腾堡一巴登）；管制委员会的人员作了相应的改组，由军政府的行政委员（大部分是文职人员）领导。行政委员直接向柏林汇报情况。
在华盛顿，仍由陆军部负责美国驻德军政府的工作。但总司令的政治顾问和政治管理处则对国务院负责。有一段时期，由于华盛顿未能胁调各个部所发出的指示而造成混乱情况。有好几次各个部的驻德代表接到了对同一问题所下达的互相矛盾的指令。这一困难大体上用下列方法予以克服，即一切指令均通过陆军部发出，而下达政治顾问的指示仅仅视为建议。在德国也制订出一种对照电文并于必要时要求澄清的程序。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华盛顿，国务院主要与国会外交委员会打交道，而陆军部主要与拨款委员会打交道。经常有人建议104 国务院把职责接收过来，但贝尔纳斯未予支持。管制委员会中的美方因1945年秋部队复员而受到的影响，甚至超过英国，到11月份，三百万人的部队中已有二百万人回国。关于前已谈过的招募人员问题，因距本国较远而更加困难。“美国军政府办公处的几乎每个单位不是人浮于事，就是人手不足或配备很差。”1945年7 月31日，美占区军政府有一百六十五名医务人员；三个月后只剩下七十七名。按照计划，要求在11月30日的人数为五十九名，而其中只有十二名可能具备二个月以上的经验。造成混乱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是负责提供人员的部门内部经常变动，因此谁也不能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办完一个人的申请手续，各种文件一直是束之高阁，谁都不知道有哪些文件。这一情况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在政策问题方面，很少有人把自己提出的建议贯彻到底。例如。在华盛顿制订对德国工业管制计划的人，没有一个人被派到柏林去执行旨在贯彻波茨但协定的计划。只有少数几个重要岗位，其人员保持着合理的连贯性。
俄占区的苏联军事管制机构是在1945年6 月9 日组成的。在卡尔斯霍斯特的柏林司令部和五个州之间也没有中间一级机构，理由很简单，柏林本身就处于俄占区的中心。但与美国人一样，中央权力开始时是薄弱的、在早期，莫斯科直接同负责州的司令官打交道。俄国组织机构的最显著的不同点是俄国人在1945年7 月就着手建立德国中央行政部门，这可能是希望在波茨坦协定所规定的中央各部成立时俄占区的这种机构就可以作为核心，过了好几个月，英占区或美占区才开始成立占领区一级的德国机构，即使在这时还是强调这种机构的作用在于咨询而无执行权。另一方面，俄国人很快就开始l05 向德国中央机构颁发指令，由这些机构向各州传达必要的指示。这样便自动限制了当地俄国司令的自由行动。他们仍对军政府负责。上级只是通知他们向德国方面发出了什么指令，要他们监督那些指令的贯彻执行，而不是告诉他们遵循什么政策（他们可能服从或可能不服从的指示）。莫斯科也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