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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主政治而言，禁止一个人继承两个人的遗产 ＇1＇ 是一条好法律。这条法律源于公民土地及财产均分制度。这条法律不允许一个人获得几份利益。
法律中女子为继承人时必须与最近的亲属具备婚姻关系的规定，也产生于同一渊源。犹太人再采用了同样的分配制度后，也制定了这条法律。
雅典有一项法律我不知道有谁曾经了解其精神。该项法律允许和同父异母的姊妹通婚，但不允许和同母异父的姊妹联姻 ＇2＇ 。这种习惯来自某些共和国，共和国的精神不允许一个人获得两份土地，也不允许他继承两个人的遗产。某人与同父异母的姊妹结婚，只能获得一份遗产，即他父亲的遗产；但是如果他和同母异父的姊妹联姻的话，就可能因为该姊妹的父亲没有男嗣而把遗产留给她，结果与他结婚的兄弟便获得了两个人的财产。
菲洛的说法与我的观点并不矛盾，尽管在雅典人们可以和同父异母的姊妹结婚，不得与同母异父的姊妹通婚。而拉栖弟梦人则只准娶同母异父的姊妹为妻，不能娶同父异母的姊妹联姻。因为我在斯特拉波的著作里可以看到，拉栖弟梦的某个女子与她的兄弟结婚的时候则要用这个兄弟所继承财产中的一半作为她的嫁妆。显然，第二项法律的制定就是要预防前一项法律的不良后果。人们把该兄弟财产的一半给予姊妹作嫁妆，是为了防止姊妹家中的财产转移到兄弟的家中。
塞内加在谈及西拉奴斯与他的妹妹的婚姻时说，这种许可在雅典是有限的，但是在亚历山大是极为普遍的 ＇3＇ 。在君主统治的政体里，几乎没有财产分配可言。
为了在民主政治之中保持这种良好的土地分配制度，此种法律规定，有多个子女的父亲应该选择其中的一人继承他的财产 ＇4＇ 。其余的子女则过继给无子女的人家作为养子养女。这样，公民的数目可以总是与财产分配的数目保持均衡。
卡尔西敦人法列阿斯为财富不均衡的共和国设想了一个平均财富的方法。那就是，富人结婚时要出嫁资，但是不得接受嫁资。穷人嫁女儿时则要接受聘金而不出嫁资。但是我并不知道有哪个共和国实行过这项法规。这种法律把公民置于过于明显的财产境域之下，以至于公民憎恶法律试图建立的平等。有时法律对它试图达到的目的，所采取的方式不必太直接为好。
尽管在民主政治之下，真正的平等是国家的灵魂所在。然而，要建立真正的平等并非易事，因此，绝对的平等不一定总是合适的。建立一个人口分级 ＇5＇ 制便足够了。这个制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或限定生活水平的差别，随后用特别法征收富人的税，从而减轻穷人的负担，达到消除不平等的目的。但是只有中等富裕的人才能交纳或容忍这类补偿。因为对于巨富们而言，一切与他们的权利和荣誉不相符合的东西，都会被视为是某种侮辱。
民主政治中的一切不平等都是其政治性质所决定的，甚至源于平等的原则。例如，人们可能担心那些原本需要通过不断的劳动才能维持生计的人由于担任公职而过分贫穷；或是担心他们玩忽职守；还担心手艺人会骄傲起来，被释放的奴隶数量过多，其势力超过原有的公民。在这种情形下，为了民主政治的利益，民主政治中公民间的平等也许会被取消 ＇6＇ 。不过，被取消的只是表面上的平等而已，因为一个担任公职的人，由于任职而倾家荡产，他的情形将比其他公民更糟；同样，当他不得不疏忽自己的公务职责时，其他公民的情形会比他更糟。
第六节
在民主政治之下，法律如何培养简朴精神
在一个良好的民主国家里，只将土地平均分配是不够的。应该像罗马人一样，将土地的分配数量限制在最低程度。古利乌斯告诉他的士兵们说 ＇7＇ ：“一个公民对于一块足以养活一个人的土地绝对不会认为太小。”
正如财富的平等保持着俭朴一样，俭朴也保持着财富的平等。二者虽有不同，却有共同的性质，因而不能分别存在。他们互为因果；如果其中的一个脱离了民主政治的轨道，另一个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果一个民主国家是以经营贸易为基础的话，那么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个人拥有巨大的财富，而风俗并未变坏，这是因为贸易的精神自身蕴涵着俭朴、节约、节制、勤奋、谨慎、安分、秩序和纪律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存在，会使它创造的财富不会产生任何负面作用。然而当过多的财富破坏了这种贸易精神的时候，麻烦便来了；人们从未感受过的不平等的纷乱便随之产生。
为了维护这种法律精神，就应该由主要的公民亲自经营贸易，使这种精神立于主宰地位，而丝毫不受其他精神的干扰；并且应该受到全部法律的维护。这些法律依据其条款，分配日益增长的贸易所产生的财富，使每一个贫穷的公民获得相当富裕的生活，能够和其他人一样地工作。并能使每一个富裕的公民的生活保持在中等水平，是他们需要从事劳动去保持或著获取财富。
在一个经营贸易的共和国里，父亲们将遗产平均分给所有的子女，不失一项极好的法律。这样做的结果，无论父亲曾创造过多大的财富，他的子女们都不会像他那样富有，因此会避免奢侈，而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地工作。我这里谈及的只是经营贸易的共和国，因为那些非贸易的共和国，立法者需要制定许多其他的法规 ＇8＇ 。
希腊有两种形式的共和国，一种是黩武型的，如拉栖弟梦，另一种是经商型的，如雅典。前者要公民闲散度日，后者则竭力激发人们的工作热情。卢梭认为闲散是一种罪过，并要求每一个公民说明他是以何种方式谋生的。诚然，在一个优秀的民主政体之下，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生活的必需品；其花费也应以生活必须为限，否则，人们的必需品从何而来？
第七节
维护民主原则的其他方法
人们不能在所有的民主国家建立土地平均分配制度。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手段并不合乎实际，具有危险，甚至会触动政体本身。我们并不总是必须运用极端手段。在民主国家实行土地平均分配制度，原本是为了维持民风；如果在人们看来这种方法并不适合于国家，就应该采取其他方法。
如果需要建立一个固定的团体作为风俗的准则的话，元老院不失一种方法。具备相当年龄、品德功勋和某种持重的程度人才能够进入元老院。元老们在公众面前就像被顶礼膜拜的神明一样，将激励人们的道德感情，这种感情也将影响到所有的家庭。
这个元老院尤其应该致力于旧有的法规，并使人民和官吏永不背离这些法规。
就风俗而言，保持旧有的习惯大有裨益。腐化的人民是很少能有伟大作为，他们既没有建立过社会和城池，也未制定过任何法律。恰恰相反，那些风俗质朴、严谨的人民却创造了绝大部分的文明；所以，唤起人们对箴规训则的记忆，通常会使他们回到品德的正途之上。
此外，一个国家中革命的产生和新政体的建立，只能通过无数的困苦和艰难才能得以实现。很少是闲散、风俗腐败的人们所为。那些进行革命的人们也曾试图享受革命的成果，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律作为保证，这种愿望是难以实现的。此时，旧有的法制通常可以起矫正的作用，而新的法规则往往会引起弊端。一个政府在其漫长的统治进程中走向腐化就像走下坡路一样，在不经意中经受阵痛；如果要恢复其良好的政治，非付出巨大的努力不可。
人们不禁要问，我们所说的元老院的成员的任期应该是终身的或是有期限的。无疑，应该是终身的；罗马 ＇9＇ 、拉栖弟梦 ＇10＇ 、甚至雅典亦如此。我们不应该把雅典的元老院和最高裁判所混为一谈。前者是一个三个月更换一次的机关，后者的成员是任期终身的，是永久的楷模。
因此，通常的准则是：如果设立元老院的目的是为了确立规范，换言之，为了设立风俗的宝库的话，那么，其成员的任期就应该是终身的；如果设立元老院的目的是为了行使政务的话，他的成员是可以更替的。
亚里士多德说，精神如同躯体一样也会衰老。这种想法对于一个官吏而言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