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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曾经征服过一个邻国。这是由于这个邻国的位置、港口的优美和资源的种类引起了它的嫉妒。虽然它允许这个国家有自己的法律，但它却使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依附地位。因此，这个邻国的公民享有自由，但是国家本身则是受奴役的。
这个被征服的国家有一个很好的国内政府，但是却受着国际法的压制。人们给它建起法律是一个民族强加给另一民族的法律。这些法律使它的繁荣只是暂时的，仅仅为一个主人作储备而已。
这个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居住在一个大岛上，拥有贸易优势，有增强海上实力的优势。要保存它的自由，不需要要塞、堡垒与陆军，但却需要海军来保证它不受侵略。这支海军比任意其他国家的海军都具有优势。其他国家把财力都用在陆地战争上，因而就不再将足够的财力用在海战上。
海上霸权常常给那些拥有这种霸权的民族一种自然的骄傲。因为他们觉得能够四处出击。他们认为他们的权力就像海洋一样广阔无垠。
这个民族对毗邻国家的事务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它并没有把它的权力用在征服上，人们却向它寻求友谊，惧怕与它结仇。然而从它的政权不稳和内乱来看远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
因此，它的行政权计划在国内几乎总是受到骚扰，而在国外受到尊重。
如果这个国家在某些情况下成为欧洲谈多，J的中心的话，要比在其他地方更为正直、诚实，因为它的大臣们常常必须在人民议会上说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因此，他们的谈判就不能是秘密的，为此，他们就不得不做比较诚实的人。
另外，他们对一种拐弯抹角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所以，对他们来说，最可靠的做法是走最直的路。
在这个国家，贵族一度曾拥有过分的权力，君主用提高人民地位的办法来贬低贵族。所以这个国家的极端奴役时期就出现在贵族受到贬抑而人民开始感受到自己的权力的时候。
这个国家从前受专制权力的统治，所以在许多情况下都保留有专制统治的特征。因此，我们常常根据自由政体的基础看到了专制统治的形式。
在宗教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有他自己的意愿，受他自己的认识和幻想的支配，因此，其结果必然是，每一个人或者是对各种宗教都不关心，于是信奉最有影响的宗教；或者是一般地对宗教表示热心，因而增加了教派。
在这个国家里也有许多不信教的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不过这些人如果已经有一种信仰，有人要强迫他们改变这种信仰的话，他们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些人觉得，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同他们的思想方法一样，都属于他们自己，如果可以剥夺他们的思想方法，那也就可以剥夺他们的生命财产了。
如果在各种宗教中有一种是人们试图通过建立奴隶制的办法来建立它的话，那么这种宗教将会使那里的人们厌恶。因为我们判断事物是根据事物之间的联系和他们的附属物来决定的，所以这种宗教是绝对不可以和自由思想共同出现在人们的脑海里。
排斥这种宗教的宣传者的法律是不会带有血腥味的。因为自由是想象不到这类惩罚的。但是这些法律会有极强的压制作用，所以会无情地给人带来一切苦难。
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使僧侣们的信誉低于其他公民。所以僧侣们不愿意与俗人分开，而愿意和俗人承担同样的义务并与俗人结为一体。但是由于僧侣总是设法引起民众对他们的尊敬，所以他们用比较隐居的生活、比较拘谨的行为和比较纯洁的道德风尚，使自己与众不同。
僧侣如果没有强制力量，就不能保护宗教，也不能受到宗教的保护，所以他们设法说服他人。我们看到出自于他们笔下的优秀著作，表明上帝的启示和旨意。
人们会回避僧侣们集会，甚至不愿意让他们改变他们的恶习。而且出于对自由的狂热，宁愿让僧侣们的改革停滞不前，也不能容忍他们成为改革者。
那些属于政体基本组成部分的官职头衔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明确。但另一方面，这个国家的要人却比别的国家更接近于人民。他们的等级更加分明，而他们的人却更为混杂不清。
执政的人，每天都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威力，也可以说每天都想振作一下自己的精神。因此，他们比较重视能为自己办事的人，而不太重视那些为他们消遣逗乐的人。所以在这个国家里很少见到阿谀逢迎者和献殷勤的人以及各种利用大人物的愚蠢而牟取私利的人。在那里不是用所谓才华或毫无价值的属性来评价人而是通过实际才能来作出评价。这种实际才能包括两个方面，这就是财产和个人的业绩。
那里的人享有实在的奢华。这种奢华不是建立在虚荣心之上，而是建立在实际需要的基础上的。他们除了大自然给予的快乐之外几乎不再需要什么。
他们享用的财产绰绰有余，然而他们摒弃了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有些人由于钱财多而花费的机会少，便采用稀奇的方法使用他们的钱财。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的理智多于情趣。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奔忙，所以缺乏那种以闲逸为基础的礼节。他们实在是没有时间去讲究这种礼节。
罗马人讲究礼仪的时代也正是建立专制权力的时代。专制统治产生了悠闲，悠闲又产生了礼仪。
在一个国家里人们越是需要互相谨慎相处且不使人产生不愉快，就越需要更多的礼仪。但是，这是道德上的礼仪而不是行为举止上的礼仪，这一点是与蛮族人有区别的。
在一个国家里，每个男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参与国家管理，女人几乎不能与男人生活在一起。所以女人是羞怯的，也就是说，女人是以腼腆形成了她们的美德。而男人则没有殷勤可言，一味沉湎于放荡生活尽情地享受自由与悠闲。
在这个国家里，制定的法律总是不偏不倚，所以每个人都把自己当做君主。这个国家人与人之间与其说是同胞，倒不如说是同盟者。
如果说气候给许多人带来不安的情绪和广阔的视野的话，那么政体能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政府管理，使每个人对政治产生兴趣，人们就会更多地谈论政治。我遇见一些人就靠推测事变过日子。但是由于事物的性质和运气的多变，也就是说人的命运是变化无常的，因此事物的变化几乎是无法推测的。
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一个人争论是好是坏常常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争论就行了。自由就表现在这里。自由就是使人不受这种争论影响的保证。
但是，在专制统治之下，不管人们争论得是好是坏，全都是有害的。只要有人争论，就会使专制统治的原则受到破坏。
许多人不愿讨人喜欢，任性行事。大多数有才智的人，又因自己的才智吃了苦头。他们轻蔑或厌恶一切事物。在许多原来并非不幸的事情上却使他们感到不幸。
公民之间谁也不怕谁，这个民族是有自尊心的，因为君主们的自尊心只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的。
自由的民族是骄傲的，而其他的民族则更容易流于虚荣。
但是这些如此自尊的人多数是和自己人生活在一起的，遇到陌生人时，他们显得腼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他们的表情是自豪与羞怯的奇异结合。
这个民族的性格尤其表现在他们的天才的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我们看到了一些独立的苦思冥想者。
社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滑稽可笑。幽静的环境更适合于我们感悟过错。他们的讽刺作品是尖刻辛辣的。在他们当中，我们见到了许多茹维纳尔，却很不容易找到一位贺拉西。
在极端专制的君主国里，历史学家背叛了真理，因为他们没有说出真理的自由。在极端自由的国度里，他们也背叛真理，这是自由存在的缘故。这种自由总是发生分裂，每个人既要做他的宗派偏见的奴隶，又要做专制君主的奴隶。他们的诗人在创作上常常显露出原始的粗犷，趣味中带有某种精美雅致。在他们的诗里我们发现某种东西更接近于米开朗基罗的气势，很少有拉裴尔的优雅。
＇1＇ 见《日耳曼人的风俗》。
＇2＇ 见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