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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寄达一张一万银马克的汇票；其二，直接给西班牙汇寄一万银马克的现金。
所以当一个国家需要向另外一个国家汇款时，无论是用汇票的形式还是直接把银子运去，从汇款的本质上来说是没有多大区别的。而两种汇款方式哪一种更有便宜可占，仅仅取决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即到底是现银可换取更多的格罗呢还是汇票可换取更多的格罗 ＇13＇ 。
假如同样分量、同样成色的法国钱币在荷兰可以兑换到同样分量，同样成色的荷兰货币，这就是说，兑换价平。目前的情况 ＇14＇ 兑换平价大约是一个埃巨可兑换五十四个格罗。如果兑换率高于五十四个格罗，那就是兑换价高；如果低于五十四个格罗，那就是说兑换价低。
如果想知道一个国家在一定的汇兑情况下是亏还是盈，那就要看这个国家是债务人还是债权人，是卖出还是买进。当兑换价格低于平价很多时，国家作为债权人受损而作为债权人则盈利；作为买进则受损，作为卖出则盈利。国家作为债务人在汇兑交易中受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法国欠荷兰一定数目的格罗，法国的埃巨与荷兰的格罗兑换价越低，法国就要用更多的埃巨去还债。假如情况相反，法国是债权人，荷兰欠法国一定数量的格罗，格罗与埃巨的兑换价越低，法国收到的埃巨就越多。国家作为买进方也一样吃亏，因为同样数额的格罗总是购买同等数量的商品。当兑换价低时，法国埃巨兑换回来的格罗就少；同样的理由作为卖出方国家就会盈利。现在，在荷兰出售商品所赚到的格罗虽然同以前一样多，然而在法国国内将会得到更多的埃巨，因为现在用五十格罗就可换回一个埃巨，而以前则需要五十四个格罗换回一埃巨。与这一切相对应的另一个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如果荷兰欠别人的埃巨，那么它就盈利；如果别人欠它的，那它就受损；如果它是卖出方，它就盈利；假如它是买进方，那么它就受损。
我们继续就此问题往下探讨。当兑换价格低于平价时，比方说埃巨与格罗的牌价为一比五十，而不是一比五十四，对法国来说，汇往荷兰五万四千埃巨银钱却只能买到价值五万埃巨的商品；而对荷兰这一方面来说，汇给法国五万埃巨的银钱却可购回价值五万四千埃巨的货物。它们之间的差距是’五十四分之八，也就是说法国的损失是七分之一强，即法国此时汇往荷兰的钱要比兑换价平时多汇七分之一强，或在此时出售给荷兰商品要比兑换价平时多付出七分之一强的商品。这种损失还将继续增长，因为这种损失造成的债务将继续使汇价下降，最终导致法国的毁灭。这一切看起来是可能发生的，但我却认为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一论点是根据我在他处所论述的原则得出的。这个原则就是各国总是力图做到收支平衡，并且竭力清偿债务。所以各国总是按照各自的还债能力来借贷，依据其出口情况再进行进口事宜。就按上边的例子来说，如果埃巨与格罗的汇率在法国由1：54跌至1：51，那么只要法国认可，荷兰人在法国购买一千埃巨的商品，以前要付五万四千格罗，而现在仅需支付五万格罗。然而实际上法国的商品将在不知不觉中涨价，由于汇差产生的利润将由法国人和荷兰人分享。因为当一个商人能赚钱时，他总是与他人共享利润，所以这个利润也就成了法国和荷兰的共同利润。同样法国人要购买价值五万四千格罗的荷兰商品，当汇率为平价时，法国人仅支付一千法国埃巨，而现在不得不比原来多付五十四分之四的法国埃巨来购买以前一千埃巨就可购得到的商品。然而法国商人感到如果这样做就要吃亏，于是就希望少买一点荷兰的商品。于是两国的商人就共同承担了这一损失。国家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保持了收支平衡，汇率的下降不会带来任何使人们害怕的危害。
当兑换率低于平价许多时，商人可以把资金转移到国外，这样可以使自己的财产免遭损失。因为当他再次把资金转移回国内时，就可以把他向国外转移资金时蒙受的损失重新挣回来。而君主只是把再也不能挣回来的钱寄往国外，因而总是赔钱。
当商人们在某一个国家做了许多买卖时，这个国家的汇兑率肯定会上涨。这是因为商人们在这里签订了许多合同，购买了许多商品，商人们从外国取来钱以便支付这里的货款。
假如一个君主在他的国家里积累了大量的银钱，那么这个国家的银钱也只是相对的充裕而真正的匮乏。我们举例说明，如果在同一时间，这个国家不得不大量购买外国的商品，那么尽管此时国家的银根短缺，兑换率肯定还是会下跌的。
任何一个地方的兑换率总是力图处于某种比例之下。这就是事物的本质。如果爱尔兰和英格兰两国货币的兑换率低于平价，英格兰与荷兰的货币兑换率肯定也低于平价，那么爱尔兰同荷兰的货币兑换价肯定是最低的。这也是依据爱尔兰同英格兰兑换率之比与英格兰同荷兰汇兑率之比得出的结论。因为一个荷兰人只要能通过英格兰间接地从爱尔兰取出资金，他就决不会多花钱从爱尔兰直接取出资金。我的观点是事情应该如此，但也并非如此准确。总有一些原因使事情发生变化。从甲地取钱的利润大还是从乙地取钱的利润大，这属于银行家们的操作艺术和非凡的洞察能力范畴的事情，并不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比如一个国家要增涨其货币，也就是说要把原来的三里弗尔或一埃巨改称为六里弗尔或二埃巨。那么这种新的叫法并没有使埃巨产生实际意义上的增值，而且在兑换过程中也不会多产生一个格罗：两个新埃巨也只能换回原来一个旧埃巨所能兑换的格罗。如果兑换率不是这样，那它决不是这一规定本身所产生的效用，而是因为这个规定的陌生性和突然性所造成的结果。因为兑换业务总是交易在前，而交割在后。
假使一个国家不是凭借法律规定来增涨其货币，而是通过铸造新币取代旧币来扩大货币发行量，那么在铸造新币的过程中，市面上就会出现两种货币，即价值较高的旧币和价值较低的新币。由于旧币将被淘汰，只有铸币厂才收回旧币，汇票只能用新币来兑付，那么兑换率也似乎要按新币的汇率来执行。比如在法国，货币贬值达到百分之五十，一个旧埃巨可以兑换六十个荷兰格罗，而一个新埃巨则只能兑换回三十个荷兰格罗。在另一方面兑换率似乎还在按旧币的价值在执行。持有旧币或持有汇票的银行家们不得不带着旧币到铸币厂去兑换使他们吃亏的新币。因此兑换率被调整在旧币币值和新币币值之间。可以说人们希望旧币的币值能降低，因为人们已经开始用新币进行贸易交易了。由于利益的驱动，银行家们不得不尽快地把钱柜里的旧币拿出来使之运转产生效益，或者不得不用旧币来付清账目。所以他们也就不能再对兑换率过分计较了。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新币的币值在增值。我们将会看到拥有新币的银行家们将处于一种新的形势之下，他们可以在从事以旧换新的业务中获利颇丰。所以就像我所谈的，兑换率处于新旧两种货币的币值之间，这样银行家们就可以把旧币输出到境外的业务中获利。因此他们可以获得原来旧币兑换率给他们产生的好处，也就是说可以兑换到更多的格罗。而当他们把格罗再拿回到法国兑换成法国货币时，则可以按处于新旧货币币值之间的兑换率兑换，也就是说格罗与埃巨的兑换率变低了，他们可以兑换回更多一些的埃巨。
我们假定按目前的兑换率，一枚三里弗尔的旧币可以兑换四十五格罗。那么把这一个埃巨带到荷兰则可以兑换到六十格罗。然而一张四十五格罗的汇票在法国即可兑换一个埃巨；再把这一个埃巨带到荷兰又可以兑换六十格罗。如果铸新币的国家的旧币全都流到了国外，那么获利的将是银行家。
为了对此进行补救，就不得不实行一个新办法。铸造新币的国家自己把大量的旧币运到可以调整兑换率的国家。由于在这个国家获得了信誉，新的兑换率就可以调升到差不多是一枚三里弗尔的旧埃巨以前可以兑换到的格罗数目的程度。我说差不多的意思是，如果利润菲薄，人们就不会尽力把钱运到国外去，因为这样做不仅要承担运费，而且还要冒钱币被没收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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