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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培尔的谬论
培尔先生企图证明，做一个无神论者要比做一个崇拜偶像的教徒好得多。他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邪恶的宗教所产生的危险比没有宗教造成的危险要多得多。他说：我宁可让人们说我不存在，也不愿意让人们说我是一个恶毒的人。这句话仅是依据“相信某个人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一论点作出的诡辩而已，因为他不知道相信“上帝的存在”是非常有用的。正是因为有了“没有神灵存在的思想”，所以就产生了我们今天的“我行我素”的思想。如果我们不能具备“神灵存在”的观念，那么就会产生反叛的观念。如果因为宗教总是不能很好地约束人们的行为就认为宗教没有约束力，那么是否认为民事法规也不具备约束力呢？在大部头的著作中列举大量的由宗教产生的弊端来攻击宗教，而对宗教带来的好处却只字不提，这种做法是很恶劣的。假如我把民事法规、君主制、共和政体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的危害一一列举出来，这些东西一定会令人们惊骇不已。臣民们信奉宗教也许无多大用处，而帝王们信奉宗教却用处极大。宗教是惟一能约束不惧怕法律的人的头衔，它能把像口吐白沫，四处狂奔的烈马一样的帝王牢牢地勒住。
一个既喜爱又害怕宗教的帝王，就像一只狮子，对抚摩它的手或安抚它的话语十分顺从；一个既害怕又憎恨宗教的帝王就像一只野兽，狂咬那束缚它扑向过路人的铁链；一个完全不理会宗教的帝王，就像一只十分可怕的怪兽，只有在把猎物撕碎吞吃时才能感到它的自由。
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弄清楚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不信教和信教产生恶习两者哪一个好处多，而是要弄明白信奉宗教有时会产生恶习与人们完全不信宗教哪一个产生的坏处最少。为了减轻无神论的恐惧心理压力，人们过多地指责崇拜偶像的宗教信仰。古人建立祭坛供奉某个邪恶之神并不是说古人喜爱邪恶。恰恰相反，这说明古人憎恨邪恶。拉栖弟梦人曾为恐惧之神设立祭台，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尚武好战的民族是祈求该神在战斗中将他们的英勇气概夺走。人们祈求某些神灵，是为了不要煽动罪恶；而人们祈求另外一些神灵是为了能避开罪恶。
第三节 温和政体适宜于基督教，专制政体适宜于伊斯兰教
基督教与纯粹的专制主义是格格不入的。福音书推崇仁慈，所以基督教反对君王借专制主义的威风裁决是非，横行暴虐。
基督教禁止一夫多妻制。所以信奉基督教国家的君王们很少深居后宫，很少与其臣民隔绝。他们较有人性，愿意按法律章程办事，并能认识到他们自己并非是无所不能的。然而信奉伊斯兰教的君王不是不断地杀人，就是不断地被杀死。而在基督教的国家里，宗教使得君王不那么怯弱，因而他们也就不那么残忍。君主信任其臣民，臣民信赖其君主。多么美妙的事情啊！看起来，基督教不仅能使人们追求来生的欢乐，而且也能使人们获得今世的幸福。
尽管埃塞俄比亚这个帝国其国土辽阔，气候恶劣，基督教还是阻止了该国确立专制主义，并将欧洲的法律和习俗带到了中部非洲。
埃塞俄比亚的皇太子享有一个公国，他给别的臣民作出了仁爱和顺从的榜样。就在该国的近邻，人们看到伊斯兰教怎样把塞纳尔国王的子女囚禁起来。国王死后，枢密院为了继任王位的人的利益就把他们全都处死了。
一方面希腊和罗马的国王们不断进行的屠杀映人我们的眼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蹂躏了亚洲的铁木尔和成吉思汗这样的民族领袖又是如何毁掉别的民族和城市的。因此，我们体会到基督教确实给了我们好处。在行政管辖方面我们有政治法，在战争方面我们有国际法，而这些又是人的本性所不能了解得十分透彻的。
假如我们的眼睛不瞎，我们就能看到正是这个国际法使得胜利的一方把属于战败的一方的十分重要的东西保留下来，如生命、自由、法律、财产，还有宗教。
我们不能说，今天欧洲的各个民族比专制的和军事化的罗马帝国时代的各民族和军队更加分裂，或是比当时的各个军队之间更加分裂。那时候，一方面军队之间相互攻击，另一方面又抢掠城镇，瓜分战利品，没收土地。
第四节 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自的特性看其结果
根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自的特性，人们无须再做多的考察就应该知道皈依哪一个宗教，抛弃哪一个宗教。因为对我们来说，能使人类的德行更加柔和的宗教比那些仅仅是真正的宗教所起的作用是更加显而易见的。
假如宗教是由征服者授予的，对人类本性来说这将是一场灾难。靠摧毁精神建立起来的伊斯兰教，谈论的仅仅是战争，并且依然在用战争的精神影响着人们。
萨柏贡是一位游牧民族的国王。他的故事真是妙不可言。他梦见了迪柏人崇拜的神灵。神灵命令他把埃及的祭司全部处死。他认为神灵之所以作出违背他们通常意愿的决定，是不喜欢他继续在位执政。于是他就隐退到埃塞俄比亚去了。
第五节 天主教适宜于君主制，耶稣新教适宜于共和制
当宗教在某个国家产生和形成时，它通常要听凭这个国家的政体的决策。因为只有在国家政体的庇护下它才能得以建立。在那些信奉宗教的人或让人信奉宗教的人的心里，只有他们出生地国家的伦理观念，而没有别的国家的伦理观念。
两个世纪前基督教不幸分裂为天主教和耶稣新教，北方的各个民族皈依了新教，而南方的各民族继续信奉天主教。
这是因为北方的各民族具有向往独立的思想，而南方的各民族则没有这样的思想，因此，没有“明显的意识”的宗教就比有“权威意识”的宗教更适合于要求独立的环境气氛。
即便是在建立了新教的国家里，宗教改革也是按照国家的政治计划来进行。因为路德的支持者是地位显赫的君主，所以路德不可能让他们享受一种没有任何具有外在优越感的教会权威。而支持加尔文的都是共和国的平民百姓和君主制国家里的不引人注目的有产者，因此，加尔文无须为他们设立优越特权和高官显位。
这两种教派都认为自己是最完美的。加尔文宗的教徒认为他们的教义最符合耶稣基督之说，而路德宗却认为该宗的信仰最符合耶稣基督使徒之行。
第六节 培尔的另一个谬论
培尔先生在攻击了其他所有的宗教信仰后，又侮辱了基督教。他竟敢提出这样一个谬论，即真正的基督徒是无法组成一个让人能够生存下去的国家的。为什么无法组成呢？基督徒是最清楚自己责任的公民，他们会用最大的热忱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也能感受到上苍赋予的自卫的权利。他们越是相信受恩于宗教，就越是认为受恩于祖国。
基督教的原则被牢牢地铭刻在他们的心里。这远比那些君主国的虚假的荣誉，共和制国家的人伦道德和专制国家的上帝惩罚的恐惧等更为有力。
令人十分惊讶的是，这位伟大人物竟会被认为他没有领会他自己所信奉的宗教的精神，以及这位大人物居然不能把建立基督教的命令和基督教本身区分开来，把《福音书》里的“训诫”和“劝说”区分开来。当立法者没有立法，而只是进行规劝时，那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把他的劝说变成法律条文，那将违背法律的精神。
第七节 宗教中的“至善尽美”的法律
人类制定法律是为了同精神对话，因此应该是训诫而不是劝说；而宗教是为了同心灵对话，应多一些劝说而少一些训诫。
例如，宗教设定了规矩，其目的不是为了好，而是为了最好；不是为了善，而是为了至善。所以恰当地说，这些规矩是劝说而不是法律。因为“至善尽美”的境界同全人类和世间万物无关。再则，如果这些劝导之说变成了法律，那就一定要制定无数别的法律来保证这一法律得到遵守。基督教劝人们独身，假如给某些人们制定这么一条独身的法律，那么就必须每天要制定新的法律迫使这些人遵守这条关于独身的法律。本来喜爱“至善尽美”的人通过劝说方式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立法者却非要人们用训诫的方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