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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不会因为丧失原则而造成损害。即如培尔所言，无关痛痒的行为所潜藏的动机，更可能是恶而不是善。这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无需神学上的依据，因为詹姆斯·莫兹利以牛津天主教复兴运动的雄辩语气，也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这位怀疑者的话。他说：“受自己的信条所约束的基督徒，必须警惕邪恶，不可懈怠……在别人不察之处，他能看到罪恶；神赋予他强大的直觉；他的目光异常犀利，他具有透视灵魂的洞察力和辨别力。……他相信原罪说，这必然使他对表象保持戒心，使他在混乱中保持警醒，随时能够确定自己的立场。”斯塔尔夫人有句名言：我们宽恕我们真正理解了的一切。这句自相矛盾的话被她的后代布罗格利公爵审慎地纠正为：“当心太多的解释，以免我们以太多的宽恕告终。”弗劳德说，历史昭示着正确与错误之间有不容含糊的区别。意见改变了，态度转化了，信条也生生灭灭，而道德法典却铭刻于永恒之碑。我们也许可以有理由反驳弗劳德的箴言，却不大可能反驳戈德温·史密斯先生对他的支持：“正确的史德会认可邪恶年代采取的严厉手段，但在最邪恶的年代它也不会允许采取诸如自私的野心、背叛、谋杀和伪誓，因为它们正是令时代邪恶的根源。正义就是正义，仁慈就是仁慈，荣誉就是荣誉，虔诚就是虔诚，真理就是真理，亘古不变。”即如托马斯·布朗爵士所言，道德观并不是流水。这个观点被柏克——当他忠实于自己时，可以说是我们最有智慧的导师——表述为：“我的道德原则使我能够对历史人物与事件作出自己的判断，正如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一样。这些判断的形成，并不是来自现在或过去的事件和人物。历史是谨慎的导师，而不是原则的导师。真正的政治原则就是道德原则的延伸；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都不会承认任何其他的原则。”
一个人，不论他对这近几个世纪持什么观点，大体上他也会对自己持这样的观点。这些观点以历史的名义，遍布于他的哲学、宗教和政治信条之中。它们给了他尺度，揭示着他的人格；他的偏好比他的嫌恶更有害，就如同溢美之辞是历史学家的灾难一样。近代史与我们休戚相关，它是一个深刻的生与死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找出一条自己的超越途径，必须运用我们自己的洞察力。以往历代史学家的学识与才华我们难以企及，然而他们并非不可逾越。我们有能力比他们更超然、更冷静和更公正，有能力从那些去掉虚饰的真实文献中学会带着同情心看待过去，带着对更美好事物的坚定期望展望未来。请记住，如果我们在史学中降低我们的标准，我们便不能在教会或国家中坚持它。
＇1＇这一演说在1895年6月作于剑桥大学（London；1895）：后收人Lectureson Modern History（London：Macmillan Co。；1906）；pp。1…3l和319－342．
古代自由史
＇1＇自由，仅次于宗教，自2460年前雅典的播种至吾族人民收获成果，一直既是善行的动力，又是罪恶常见的藉口。它是一个成熟文明结出的精美果实，自从理解了这两个字的涵义的民族决意自由以来，过去了还不到一个世纪。它在每个时代的进步，总是受着它的天敌——无知与迷信、征服欲与贪恋安逸、强人对权力的渴望和穷人对食物的乞讨——的阻挠。在漫长的时期里，自由一直受着完全的压制，那时各民族正在摆脱原始状态和外来征服，持久的生存斗争剥夺了人们的政治志趣和洞察力，使他们为一口浊汤而急于出售自己的天赋权利，却不知所弃之物的宝贵。自由的挚友向来寥寥无几，胜利全都归功于少数，他们依靠与从旁协助的人结成联盟而获胜，而这些人常常抱有和他们不同的目的。这种联盟总是危险的，有时是灾难性的，因为它给予对手正确的反对理由，它会在成功之时因为瓜分胜利成果而点燃纷争。最持久、最难以克服的障碍，莫过于在真正的自由之性质上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思想混乱。虽说敌对势力为祸甚烈，虚假的观念尤有过之；自由的进步是记录在知识的增长之中，正如它记录在法律的改进中一样。制度的历史常常是一种欺骗和幻觉的历史，因为它们的价值取决于产生它们的观念和维持它们的精神，其名或尚存，其实已亡矣。
近代政治中几个众所周知的事例，将说明我的论述为何不涉足立法领域。人们常道，我们的宪法正式形成于1679年，即《人身保护法》通过之时。然而仅仅两年后，查理二世便成功地摆脱了议会的控制。1789年，就在法国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之时，已中断数代人之久的西班牙国会（the Spanish Cortes）也举行了会议，他们有着比《大宪章》更久远、比平民院更可敬的历史，但是他们立刻就请求国王不必征询他们的意见，凭借他自己的智慧和权力进行改革。众人皆谓，间接选举是保守主义的保障，而法国大革命的所有国民公会皆产生于间接选举。又称，限制选举权是君主政体的又一公认屏障，而查理十世的议会虽来自9万选民，却反抗和推翻了王位；路易·菲利浦的议会虽然产生于25万选民的宪法，却谄媚地支持大臣们的反动政策，在一次关键性的分组表决中，129名公职人员的票使基佐获得了多数，而正是这次表决拒绝了改革建议，使君主政体灰飞烟灭。显然，不取酬金的立法机构，较之于大多数有酬金的欧陆立法机构，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但是在美国，让一个议员自己掏钱，到千里迢迢物价最昂贵的首府去住上12个月，未免不合情理。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外人看来，美国总统是华盛顿的后继者，他仍享有费城制宪会议所设计和限定的权力。而事实上，新总统和共和国之父们所设想的首脑的差别之大，已不亚于君主政体和民主政体；因为他可以任免7万个公职官员；50年前，约翰·昆西·亚当斯仅解雇了两个人。现在，司法中的卖官鬻爵显然是不可饶恕的行为；而在往昔的法国君主政体中，那种可恶的做法却创造了惟一可以抵制国王的群体。官员腐败可以毁掉一个共和国，而在俄国，它却有缓解专制主义压迫之益。在某些条件下，说奴隶制本身是通向自由之路的一个阶段，也算不上夸大其辞。因此，我们今晚更多地关注人类鲜活的思想，而不是法令中死板的文字。一个世纪前众人皆知，一名法官在大法庭上听讼，当事人要支付三个人的报酬，却无人意识到此中的邪恶，直到有位年轻的法律家想到，不妨以严格的怀疑精神，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制度的各部分逐一进行仔细审视和检查。那束光芒照亮了杰里米·边沁清澈而严谨的头脑的日子，是政治日历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它的重要性超过了许多政治家的全部行政活动。我们可以轻易指出，圣奥古斯丁的一段文字或格老秀斯的只言片语，其影响要在50个议会的法令之上。我们的事业更多地归功于西塞罗和塞涅卡、维内和托克维尔，而不是莱克尔加斯的法令或法国的5部法典。
我所说的“自由”，意指这样一种保障：个人在尽其信奉的义务时，皆应受到保护，不受权力和多数、习惯和意见的影响。国家只在其直接管辖范围之内，有资格指定义务划分善恶。在它的良好状态所必需的事务范围之外，国家只能通过促进抵制诱惑的力量——宗教、教育和财富分配，为生存斗争提供间接帮助。古代的国家攫取了不属于它自己的权力，侵入个人自由的领地。中世纪时，国家的权力微乎其微，并受着其他权力入侵之害。近代国家经常陷入这两个极端。我们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最可靠的检验办法就是其少数受到保护的程度。根据这一定义，自由是宗教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因此，上帝选民的历史为我的论题提供了最早的解释。希伯来人的政府是一种联盟，其形成并非依靠政治权威，而是种族和信仰的一致性，其基础并非外在的武力，而是自愿的契约。自治原则不仅实行于每个部族，而且实行于至少120个家族组成的每一个群体；法律面前既无等级特权亦无不平等。君主制与这个共同体的原始精神格格不入，因此撒母耳以严重的抗议和警告加以抵制。所有的亚洲王国和很多欧洲王国，不断验证着他的谶语。王位基于契约，在一个只承认上帝为惟一立法者的民族中间，国王也丧失了立法权。它的最高政治目的，就是恢复政制的原始纯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