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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史学和文学都起到了相同的促进作用。但丁在意大利的民主派那里和在维也纳、慕尼黑及柏林的中世纪复兴运动的领袖们那里，都被视为伟大的权威。但是无论是流放者，还是新派诗人和评论家的影响，都没有扩展到民众之中。它是一个没有获得民众同情和支持的宗派，是一种建立在学说而非苦难基础之上的密谋。1834年，他们在萨伏依举起造反的旗帜，提出“统一、独立、上帝和人道”的口号；人民对这些目标感到迷惑不解，对其失败也漠不关心。但是马志尼坚持不懈地进行宣传和鼓动，把他的“青年意大利”（Giovine Italia）扩展为“青年欧洲”（GiodneEuropa），并于1847年建立了国际民族联盟。他在联盟成立的致词中说：“人民只明白一种观念，即统一和民族独立的观念……政府形式绝不是个国际问题，它仅仅是个民族问题。”
1848年的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地实现民族目的，却在两个方面为日后民族主义的胜利做好了准备。第一个方面是，奥地利恢复了在意大利的权力，实行一种新的、更严格的集权统治，没有给自由留下任何希望。当这种制度确立之时，正义便站在了民族的愿望一边。在马宁的努力下，这些民族愿望以一种更完善和更高级的形式复兴了，在十年的反动时期，奥地利政府未能把依靠武力的占有转变为根据权利的占有，也没有用自由制度来创造让人忠诚的条件。它的政策从反面刺激了民族主义理论的发展。1859年，这种政策使法兰西斯·约瑟夫失去了所有的积极支持和同情，因为他在行动上犯下的错误，要比他的敌人的理论错误更加明显。然而，民族主义理论获得力量的真正原因在于第二个方面，即民主原则在法国的胜利以及欧洲大国对它的认可。民族主义理论包含在主张公意至高无上的民主理论中。“人类中的任何一群人，如果没有决定他们应和哪一个群体结合在一起，任何人都无法知道他们还应当自由地做什么了。”＇4＇一个民族就是这样形成的。为了形成集体意志，统一是必需的；为了表达集体意志，独立是不可缺少的。对于人民主权的概念而言，统一和民族独立比罢黜君主和废除法律的权利更加重要。因为人民的幸福或国王的民意基础可以防止这类专制行为的发生。但是具有民主精神的民族不可能一直允许它的一部分属于外国，或者整个民族被分裂为同一血统的若干国家。因此，民族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划分政治世界的两条原则：否定民族权利的正统统治和肯定民族权利的革命行动；基于同一理由，它成为后者反对前者的主要武器。
在探索民族主义理论现实可见的发展过程时，我们也打算观察它的政治特征，评价它的政治价值。促成这种理论的专制统治既否定民族统一的绝对权利，又否定民族自由的权利要求。前者是民主理论的产物，后者则属于自由理论。这两种民族主义的观点分别对应着法国和英国的学说，实际上代表着政治思想中对立的两极，它们仅有名称上的联系。在民主理论中，民族主义的基础是集体意志永恒至上，民族统一是这种意志的必要条件，其他任何势力都必须服从这种意志，对抗这种意志的任何义务都不享有权威，针对这种意志的一切反抗都是暴政。在这里，民族是一个以种族为基础的理想单位，无视外部因素、传统和既存权利不断变化着的影响。它凌驾于居民的权利和愿望之上，把他们形形色色的利益全都纳入一个虚幻的统一体；它为了满足更高的民族要求，牺牲他们的个人习惯和义务，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压制一切自然权利和一切既定的自由。无论何时，只要某个单一的明确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无论该目标是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国家的安全或权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是对一个抽象观念的支持，此时国家走向专制就是不可避免的。惟有自由要求实现对公共权威的限制，因为自由是惟一有利于所有人们的目标，惟一不会招致真心实意反抗的目标。为了支持民族统一的要求，即使一个在资格上无可指摘、政策宽厚而公平的政府，也必须加以颠覆，臣民必须转而效忠于一个与他们没有情感联系、可能实际上受外来控制的权威。另一种理论除了在反对专制国家这一点上，与这种理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将民族利益视为决定国家形式的一种重要因素，但不是至高无上的因素。它有别于前一种理论，因为它倾向于多姿多彩而不是千人一面，倾向于和谐而不是统一；因为它不想随心所欲地进行变革，而是谨慎地尊重政治生活的现存条件；因为它服从历史的规律和结果，而不是服从有关一个理想未来的各种渴望。统一论使民族成为专制和革命之源，而自由论却把民族视为自治的保障和对国家权力过大的最终限制。被民族统一牺牲了私人权利，却受着各民族联合体的保护。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像一个共同体那样有效地抵制集权、腐败和专制的趋势，因为它是在一个国家中所能存在的最大群体；它加强成员之间在性格、利益和舆论上一贯的共性，它以分别存在的爱国主义影响和牵制着统治者的行动。同一主权之下若干不同民族的共存，其作用相当于国家中教会的独立。它可以维护势力平衡，增进结社，形成共同意见给予臣民以约束和支持，藉此避免出现在单一权威的笼罩下四处蔓延的奴役状态。同样，它可以形成一定的公共舆论集团，形成并集中起强大的政治意见和非主权者意志的义务观念，以促进独立的发展。自由鼓励多样性，而多样性又提供了保护自由的组织手段。所有那些支配人际关系、调整社会生活的法律，皆是民族习惯多样化的结果，是私人社会的创造物。因此，在这些事情上不同的民族各不相同，因为是各民族自己创造了这些法律，而不是统治着他们的国家。在同一个国家中这种多样性是一道牢固的屏障，它抵制政府超出共同的政治领域侵入受制于自发规律而非立法的社会领域。这种入侵是专制政府的特征，它势必招致反抗并最终产生一种救治手段。对社会自由的不宽容是专制统治的本性，其最有效的救治手段必定是而且只能是民族的多样性，同一国家之下若干民族的共存不仅是自由的最佳保障，而且是对自由的一个验证。它也是文明的一个主要促进因素，它本身即是自然的、上帝规定的秩序，比作为近代自由主义理想的民族统一体现着更高的进步状态。
不同的民族结合在一个国家之内，就像人们结合在一个社会中一样，是文明生活的必要条件。生活在政治联合体中较次的种族，可得到智力上更优秀的种族的提高。力竭而衰的种族通过和更年轻的生命交往而得以复兴。在一个更强大、更少腐败的种族的纪律之下，由于专制主义败坏道德的影响或民主制度破坏社会整合的作用而失去组织要素和统治能力的民族，能够得到恢复并重新受到教育。只有生活在一个政府之下，才能够产生这种富有成效的再生过程。国家就像个促进融合的大熔炉，它能够把一部分人的活力、知识和能力传递给另一部分人。如果政治边界和民族边界重合，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民族就会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它同不和同胞交往的人的处境没什么两样。两个人之间的差别把人类联合在一起，不仅是因为这种差别为共同生活的人提供了好处，而且因为它用一条社会或民族的纽带使社会结合在一起。使每个人都可以从他人中找到自己的利益。这或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政府之下，或是因为他们属于同一种族。人道、文明和宗教的利益由此得到了促进。
异教以自己的独特性来肯定自身，而基督教以民族混合为乐事，因为真理是普遍的，而谬误却千差万别各有特点。在古代世界，偶像崇拜与民族特性形影不离，圣经中用同一词来表示这两种现象。教会的使命就是消除民族差别。在它享有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威的时代，整个西欧遵从着相同的法律，所有的著述使用着相同的语言，基督之国的政体表现为一个单一的权威，它的思想统一体现在每一个大学。古罗马人扫除被征服民族的众神而完成征服，查理大帝仅凭强行废除萨克森人的异教仪式，便打败了他们的民族反抗。在中世纪，从日耳曼族和教会的共同作用中，诞生了一个新的民族体系和新的民族概念。民族和个人的自然属性皆被改造。在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