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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一些。通过对立、平衡和控制进行统治是与原则相反的，然而专制主义对于达到他们更高的目标可能是必要的。只有集中的权力，能够克服他们所建议的如此有益的改革面对的障碍。那些只寻求普遍之善的人们，必然伤害每一个阶级彼此不同的和分离的利益，并会疯狂地打败他们可以依赖的惟一力量，因而丢掉了防止邪恶的手段。如果一切听命于大众的意见和情感，这些邪恶一定随之而至。他们并不热爱专制权力本身，但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只要他们运用它五年，法国将会自由。他们对专断君主和不可抵抗但客观公正的国家做出区分。
这是一个有悔过精神的君主制时代。国王已变成第一公仆，为了人民的幸福，从事着人民无法为自己做到的事务，一场导致许多繁荣和开明行政事例的改革运动已经起步。有些人了解邪恶的法律所造成的无以言表的痛苦和不公，有些人生活在既无教养也无组织的群众的恐怖之中，在他们看来，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想法，似乎优于纽卡斯特和诺斯为了英格兰地主的利益而管理的议会制政府。从表现和言论上看，经济学家们比孟德斯鸠更少自由主义，因为他们对当时的罪恶，对大刀阔斧改革的要求，有着无比深刻的感受。他们打算用专制主义之手去破坏专制主义制度。他们不是它的敌人，而是它的谋士，希望用他们的劝谏使它发生转变。创造国民财富的自由权，是不可缺少的自由权，其他方面的自由权将随之而至。疾病折磨病人的时间已经太久，他已不可能自我疗治了：宽慰必须来自苦难的制造者。制造邪恶的权力同样有利于铲除邪恶。比维持原状困难得多的改革，对于经济学家们并不更可怕，因为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废除一个更黑暗时代的邪恶后果。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不是制定新的法律——因为神并没有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人类——而是只宣布社会生活所固有的法律，使它们通行于人间。
20年后，国会公民的选举人如同这些经济学家一样，清楚地指出了社会和政治组织的缺陷，并且几乎为所有的事情开出了药方。但是他们被人说服了，惟一能够重振法兰西的办法就是来一场震荡，一场被国民性格搞得极为可怕的震荡。他们渴望一个国民教育的庞大计划，因为不准备好土壤，号召就没有根基。可以断定的政治真理是，受到教育的大众的意见，将是战无不胜的，将消除权力的滥用。抵抗压迫就是与天国结盟，而抵抗自由的自然秩序的所有事物都是压迫性的。因为社会保障着权利，它既不授予也不限制它们，它们是义务的直接结果。就像真理只能通过揭露错误和战胜异议而使人信服一样，因此自由是真理的必要卫士。社会不是建立在人的意志上，而是建立在人的天性和神的意志上；遵守天定的秩序必得回报。拯救受苦人是一切人的义务和一切人的事情。这就是那一群非凡之士，特别是莫西·德·拉·里维里的精神，狄德罗说，只有他了解使帝国得到安全和幸福的真正而永恒的秘密。不错，杜尔哥在公职上无所成就，但他的名望并未减少，在革命爆发时，他的名字所具有的力量超过所有其他人。因此另一些建议受到支持，他的利用王权改革国家的政策立刻便被抛弃了，但在国民公会的许多法令中仍可找到他的影响，在两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上，他的影响隐而不彰。土地是财富的真正来源，或如阿斯吉尔所说，土地是人们的全部事务所在——这是那个派别的核心信条。当法国的一大部分变成国民财产时，人们更容易被说服：土地可以用作公共信用和无限让渡（assignats）的基础。按照我们很快必须考虑的一种有力的观点，革命的歧路出现在这一天：法国人拒绝了英国和美国的先例，决定建立一个不分立的单一立法机关。它是宾夕法尼亚模式，而伏尔泰声明宾夕法尼亚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富兰克林说，他那个州的宪法已得到了神的批准，杜尔哥则是它在欧洲的热情倡导者。
一个在乎等的民主制之上进行统治的国王，和一种通过国王而统治自身的民主制度，是第一次国民公会上长期斗争的两种观念。一种君主制符合杜尔哥的学说，另一种君主制适合卢梭的思想，后者一度占了上风。卢梭是一个只有一座城镇的小共和国的公民，他却声称它的例子适用于全世界的政府。它就是日内瓦，但并不是他实际看到的日内瓦，而是他从中抽象出的那些基本原则，是被改造了的日内瓦——弗罗斯特州和兰德吉迈德所反映的日内瓦，而不是它自己的宪章所反映的日内瓦。这种思想是，成年人聚集在市场，如同格莱勒斯的农民聚集在树下，管理自己的事务，任免官员，授予和撤回权力。他们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的投票权都得到保障，因此有着完全一样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所有的福利安全地掌握在所有人的手中，因为他们没有从财富的利己主义中孳生的分立的利益，也没有扭曲的教育所培养出的排他性观点。既然一切人在权力上是平等的，在目的上是相似的，所以也不存在一些人应当分裂为少数派的正当理由。有一种默示的契约，即任何部分都不能比全体更受优待，少数应总是服从。制定法律并不需要聪明人，因为聪明人和他们的法律是所有不幸的根源，自然是比文明更好的向导，因为自然来自神，而神的创造是好的；文化来自人，人的创造是邪恶的，离自然的纯洁愈远，邪恶愈甚。当他增加对自己的欲望，寻求更多文雅的愉悦，并储备更多的奢侈品时，亦是如此。它导致不平等、自私和公共精神的腐败。
孕育于瑞士一些地区的那种社会观，以一种貌似有理、缓慢的方式，形成了这样一种理论：来自造物主之手的人是纯真无邪的；他们生而平等，从平等到文明的进程就是从美德到罪恶、从自由到专制的进程；人民是至高无上的，对他们的统治权来自他们的予夺；个人或阶级可能会犯错，可能会背弃共同事业和普遍利益，但是必然诚实、正确和不腐败的人民却不可能犯错；存在着反抗一切容易犯错误的政府的权利，因为它们偏私，但是谁也不能反抗民有民治的政府，因为它没有主人和评判者，说到底它。要自行裁定一切；建立在错误的原则和破裂的契约之上、失去民意的一切社会，出现反抗是必然的，服从的法则只存在于那些建立在公意之上的合法社会之中；人们没有权利反抗自然法则，也没有权利反抗全体人民的权力。根据这一系列推理，几乎没有考虑到任何其他因素，卢梭把这一套纯粹民主的观点运用于各国政府。
最醒目最为人熟知的事实如今已经证明，一个城镇的直接自治，是不能被推广到一个帝国的。它是一种很少能被扩展到相邻地区的方案。不是一个地区被另一个统治，就是两个地区都被为此目标而选出的其他人统治。这两种方案都与那些首要原则有冲突。服从是对民主制的直接否定，代议制是间接的否定。因此一个英国人忍受议会的束缚，一如洛桑之于伯恩或美国之于英国——如果美国屈服于英国的税制，根据法律在七年只有一次重新获得自由的话。卢梭对他自己理论的逻辑和瑞士的先例仍然深信不移，于是他成了一个联邦主义者。在瑞士，当一个州里有一半人与其他人意见不一，或国家与城镇的意见不一时，他们应当一分为二，公意不能压迫少数，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卢梭认为，这种自治共同体数量的增加，即是对全体一致的保护，也是对自由的保护。爱尔维修以这种观念支持他：人们不仅生而平等，而且相似，社会是造成差异的原因。由此得到的认识是，一切事皆可通过法律和教育实现。卢梭是人类所创立的最具吸引力的政治学说的创立者。我们不能说他论证得很出色，然而他知道如何让自己的论证看上去令人信服、令人满意和顺理成章，他以一种从未见过的雄辩和热情的文风进行写作，即使在博林布鲁克或弥尔顿那里也难得一见。他的著作发出了普遍颠覆的第一个信号，对于共和国和君主国一样具有致命的效果。尽管他以社会契约论和反抗权理论名垂青史，他的影响力来自一些极端而体系化的言论，但是他后来的作品也充满了健康的政治智慧。他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有什么新颖或独创之处。它们或聚或散，但都是些老面孔。你们可以在以下地方看到它们：此前的沃尔夫学派，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