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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重要的规定并没有成功地禁止公共舆论的行动。它只适用于大会辩论；许多主教们在轮到他们发言的会议之前，热烈而自由地讨论，甚至超过了他们的言论若被新教徒记录下来在国内反对他们，他们所能做到的程度。但是，印发的七百份的文件不可能处在保密状态。规则也不得不向使它失效的例外低头。系统的掩盖，以及在解释与措辞上丰富多彩却回避事实本质的辩解，使罗马的用心失去了人心。以通常的官方语言表述的文件，被人们突破限制公开于世，以为它能透露出一些黑暗中的秘密。秘密讨论助长了夸大报道的风气，扩大了捕风捉影的范围。罗马对讨论没有强烈的兴趣；但是天主教世界满是那些重要主教们各自的拥护者。拥护者的偏见危害着主教们的尊严，影响着他们的辩论。不论说了一句什么话，皆被重复、夸大和歪曲。不论何人所说的话，只要是不能在大会上说出的一句针对对手的尖刻的话，他就知道听众将会高兴地传播开去。奥拉之战重又开演，武器是轶闻、警句和谎言。会议早期流行着一种彬彬有礼和高贵典雅的交际风气。哈利法克斯大主教做完一个阐述反对意见之实际情况的发言，走回自己的位置。当他经过会议主席时，主席们鞠躬表示敬意。2月，大会曾静静地听取斯特罗斯马耶和达尔包对罗马教制的公开批评。对立双方互相给予言过其实的赞扬，就好像不同意见并不重要，他们是同心同德一样。随着阴谋加紧进行，疲惫、兴奋、四处活动的人们，使得语气变得更为尖刻。2月，拉瓦勒主教公开指责杜庞卢是一桩耻与人言的密谋的中心，并表示宁死也不愿与如此的邪恶扯上千系。一个少数派说他的对手在某某时候就像一群自鸣得意的牛。到那时，大会的整个气氛已经改变了，教皇亲自出马了，粗暴的语言和态度已成为早日达到目的的策略和工具。当大会开幕之时，许多主教就为诏令《Multilices》（《教皇诏令》——原文为拉丁文）感到迷惑和沮丧。他们担心一场冲突不可避免，因为，即使不提出教义问题，他们的权利也可能被剥夺，以便使教皇在教义中处在最高的地位。一位枢机主教告诉教皇说，会议规则将受到抵制。但是庇护九世知道，在750名主教中流行着一个愿望。那些在文明的中心一言九鼎的人们，那些在三个月前与野蛮人、巴黎圣母院的传道士、德国教授、美国西部的共和主义者进行艰苦斗争的人们，那些具有各种各样的磨练和各种各样的经验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他们要像罗马当地的高级教士一样自信而急切地欢呼教皇为永无谬误。抵制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无望的。那些二十年来不愿表示服从的主教们现在联合起来给教皇脸上抹灰，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在1867年的致词中公开承认，他是所有基督徒的教父，是圣彼得的代言人，他们将信仰和传授他所信仰和传授的东西。1854年他们允许他宣布一条教义，他们中间曾有些人感到害怕，一些人表示反对，但是当他没有通过大会的形式就宣布教令时，所有的人都屈服了。最近出现的反对不值得惊慌。富尔达会议的主教们担心出现德国那种后果；但是他们肯定，全体主教团结一致，不会再有新的教义。他们对罗马正在筹备的一切知道的一清二楚。假如他们的告教友书不意味着永无谬误说不是新教义，所有的主教都信仰它，那么这封信便没有意义。即使是奥尔良主教也避免直接抨击这条教义，声明他忠于教皇，并期望大会将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可以肯定，任何真正阻挡该说之确定的企图，都将被这些主教的优势力量所征服：他们被现代的教会体制置于一种依附罗马的地位。
只有德法两国的主教是能够凭借自己的地位进行抵制的主教；罗马所不得不与之斗争的，也只有法国的现代自由主义和古老的越山主义，以及德国的学术界。越山主义的学派几乎绝迹，它在其他国家没有立足之地。它主要的对手是自由派人士。自由派中思想最深刻的人们意识到，罗马像巴黎一样都有害于宗教自由。但是，既然《邪说汇编》使得不与罗马冲突便不可能继续追求自由事业，所以自由主义已不再信心十足。自由振瓦解了。他们假称，自由主义的真正敌人不是教皇，而是一份法国报纸，他们以国王的名义同国王的军队战斗。当奥尔良主教发表告别信时，他们便退出战场，让他独自去冲锋陷阵。蒙塔朗贝是一位最坚强的自由派人士，此时变得非常孤立。他日益激烈地指责这些旧友背叛原则。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沮丧之年，他脱离了沉溺于罗马主义的本国教士，感到他的思想家园是莱茵河畔。就在最近，科布伦茨演讲深深触动了蒙塔朗贝的心灵，它的思想在德国广泛地传播。这些思想受到大学的欢迎，但是从讲台转向外部世界的过程艰难而缓慢。罗马理论的入侵增长了反对它们的那些人的力量和影响。但是大学地位的上升又使它们与主教发生直接的对抗。奥地利主教一般处在大学的影响范围之外，而德国主教普遍与之处在敌对状态。12月，德国最著名的一位主教说：“我们主教投身于自己的工作，我们不是学者。我们急需学者的帮助。我们期望，大会只提出依据实际经验和一般常识就足可处理的问题。”德国所利用的神学力量仅仅是偏向主教的那部分。
大会开幕之际，知名的反对派有四个人。枢机主教施瓦茨贝格过去没有公布他的观点，但是他一到罗马便把它公之于众。他随身带来一篇印好的文章，题为Desideria patribus Concilii oecumenici proponenda（《向大公会议吁请书》——原文为拉丁文），该文借鉴了一些神学家和教会法学家的思想，他们是他所在的波希米亚教会的教师。他恳请罗马教会不要增加不必要的信条，尤其是不要确定永无谬误说，确定该说有重重困难，而且会动摇甚至是最虔诚的心灵中的信仰基础。他指出《禁书目录》不能再如此实行下去，并力劝教会应当在促进自由和知识而非特权和强制中寻求自己的力量，应当借鉴民主制度以获得民众的支持。他热情地倡导正成为匈牙利兴起的自治制度。与施瓦茨贝格、杜庞卢和马雷不同，巴黎大主教并没有对大会采取敌意的行动。但是在所有来客中他是最令罗马害怕的。教皇曾拒绝任命他为枢机主教，并给他写过一封谴责信，批评他很少受到主教的支持云云。可以看到，他并不是零星地反对某项措施，而是反对教皇制的特殊精神。与教会思想相适宜的那些惯常偏见和狂妄主张与他格格不入。他既不狂热，也不优柔或矫饰。他有敏锐的判断力，完美的性情和极其丰富的智慧。利用《邪说汇编》这一机会来给教皇灌输中庸之道，符合他做事的一贯风格：“噢，耶稣基督的代理人，你的责难颇有威力；但是你的祝福更有效，上帝在本世纪中叶擢升你到教皇的宝座，你可以为这个赎罪，为那个封官。让它们成为你的责任吧：把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把自由与权威结合起来，把政治与教会结合起来。宗教、时代与苦难赋予你三重权威，你以此所做，以此所说的一切，对各国的前进或后退都有深远的影响。从你那博大的基督徒胸怀里发出一句话吧：赦免过去，安抚现在，开辟通向未来的坦途。”
曾让许多没有疑心的主教受到哄骗的各种保证迅速消失了，他们意识到正面着对一场阴谋。如果他们不慎同意欢呼的表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