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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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嗄悴恢赖淖柿稀K募獠⒉皇指呙鳎踔了男叛鏊坪踔饕墙袒岬男叛觥5俏业娜妨私馑姆岣恢陡纳钊胙芯刻峁┝硕Γ馐撬旁接谀愕牡胤健>痛硕郏叶砸晕幕罚–ulturstufe)为论题(如你的论题)的著作因各种原因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而感到遗憾。我的意思不是要忽略可以从相反角度提出的意见。在你开始写作时,对手当中格雷戈罗维乌斯最具竞争力。现在不同了。我本应该祝福你充实自己以有力地对付一个新的危险。我确信,你将把这封冗长而好斗的信,视为对发自内心的信任和尊重,而非敌意的证明——尽管我竭力反对你的做法。我的做法对我而言似乎更明了和更稳妥;但是仅仅因为学识不足,它从未能够使我试着写一部历史著作。我将把它归纳成如下一些原则,而把对它们的阐释和发展留给你去做。

依然是你最诚挚的 阿克顿

    给欲治史者的忠告:勿要造访炼狱山,即奥斯丁所说的生产泻盐的镁矿石山;或者忽视细微、隐蔽之处。

    在道德科学中,偏见即不诚实。

    史学家必须与这些诱惑作斗争:他的特殊生活方式的诱惑,来自他的国家、阶级、教派、学派、党派、权威人物、亲朋好友的诱惑。

    这些影响因素中最可尊敬者乃是最危险者。

    没能根除它们的历史学家,恰如按一己好恶投票之陪审员。

    在评判人物和事件上,伦理标准先于宗教、政治或民族。

    历史伦理学不能囿于派别门户。

    做出判断时,不要依照宗教、哲学、政治体系的正统标准,而要依照事物是否促进良知的正直、诚实和权威。

    把良知置于学说和成功之上。

    历史学既不给不幸提供补偿,也不给错误施加惩罚。

    道德法典的主体部分亘古不变,久为人知。甚至现在,它在欧洲尚未被普遍接受。今昔道德原则并无很大差别。但是对良知的认识和分析不过才有1700年历史;而对诚实的认识和分析不早于我们这个时代——阻碍东西方圣典的时代。

    在基督教世界,时间和空间不是藉口——假如使徒的圣典足以拯救世界。

    非凡的头脑深思熟虑,完备而缜密,不可以俗套释之。

    根据词义(Ex vi termini),好人物和大人物超脱环境的影响。

    但是善德通常与权威结盟,为环境所支持,极少反映孤独心智的力量和智慧。

    罪恶横行之普遍,无意识谬误的影响之微小,胜过史家所言。善与恶比邻而居。不要在一个人的身上寻求人为的单一性。

    历史传授着一种并非私人经历和家庭传记的心理学。

    公共道德的原则同私人生活的道德原则一样明确,但是它们并不同一。

    高尚事业所给予某人的免责少于邪恶事业所给予他的罪责。

    最后的裁决取决于最恶的行为。

    检验品格,看他的行为不如看他的真情实感。人很少比其言语更优秀。

    信函比史书更好地记录着历史:让一个人自证其罪。

    没有公共人物经得起私人言谈和信件的暴露。

    细察之下,最好的名声也不复存在,对此要有所准备。

    在历史领域,公共生活中的邪恶少于罪行。

    积极主动的罪恶应受到更多的谴责。

    最严重的犯罪是杀人。

    同谋者不好于谋杀者,策划者更坏。

    出于私人动机或公共动机、政治动机或宗教动机而杀人,eadem est ratio(应同等论处)。在道德上,后者都是最坏的。犯罪之源是pars melior nostri(我们中的更杰出者)。应当拯救的,却在行着毁灭。恶者顽固不化,证据不利于忏悔。

    信仰必须真诚。受罪恶的保护,它便不再真诚,从神学上看那不是信仰。主的恩典不是藉罪恶维持的。

    颠倒主动者与被动者的位置,看看事情会怎样。

    历史关系着生,宗教关系着死。它的诸多作用和精神非吾侪所能知。

    在宗教信仰、实际功用和科学性上,巴罗、巴克斯特,波舒哀的学说超过佩恩的学说。按我们的尺度,他的高尚道德超过他们。

    合法权威的罪行比图桑夫人选中的不法平民的罪恶更严重。谋杀除可用毒药或匕首,还可用法律,用貌似合理与有利可图的战争,用诽谤。

伍斯特学院

1887年4月9日

亲爱的阿克顿勋爵:

    来信收悉,表露出的一番真情实意,我的感激之情不胜言表。您在我面前树立起这样的标准,对我是弥足珍贵的鼓励。以此自省,我无话可说,惟有接受:efficaci do manus scientiae(我给予强大的知识之手——原文为拉丁文)。面对这一理念,我只能承认自己的肤浅、轻率,和自己学识的浅陋。史学在您心目中是塑造人格的艺术,治史需最严格、最充分的训练。无法不同意你的意见,因为的确应当如此。

    我只是认为,自己非常缺乏从事所担当工作的必要条件。我曾为此默默苦读,在我的脑子里,动笔写作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当时,我收到一封来信,请求我整理一位老绅士的文稿。我与这位绅士相识不深,但他在弥留之际曾让我担任他的遗作管理人。我是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与他结识的,他在此研究大学史。他享年七十四岁,留下了一大摞笔记。其中我所能联缀成篇的只有一篇论述威克里夫牛津生活的论文。这些笔记簿使我惴惴不安,激励我认真地动笔写作。我认为自己已最真诚地做了我所能做到的事情。一切皆是为了继承前人的遗志。我为此而写作。

    我完全同意您有关历史评价的原则。但是很明显,我所主张的决疑法,在很大程度上不会为您所赞同。我记得,1880年我在宴会上遇见约翰·布莱特,他火气很大,显然内阁会议反对他的主张。在他说过的话中有这样一句:“如果人民知道政治家是些什么东西,他们会起来把他们统统绞死。”但次日我又碰到一位曾与格莱斯通谈过话的年轻人,他鼓励他从事议会活动,说:“从政是服务人类最高贵的途径。”

    我的黑格尔精神足以让我把这两种评判结合起来。然而,结合的结果是无法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来表述的。在研究历史时,一位主教可以得救的问题,会不自觉地扩展到官吏、君主和教皇等人身上。序言中那句令你不满的话,其意思是,任何干大事者,都处在一个有代表性的位置上,它要求我们予以特别的考虑。自私,甚至过错,即使是为了某种思想、某项制度,或为了维护有关社会基础的公认观念,并非就不再是过错,但是它毕竟不同于私人的过错。它更难于证明,而且它对其他人的道德意识的冲击,或对行为人道德意识的负面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当权者的行动受制于在他背后起作用的力量,他只是他们的代表,他的道德水平几乎总是低于大众的道德水平,但是通常有一条不变的界限,在此之下他不能免于惩罚。杀人就是杀人,但是,一个出于个人利益的杀人者,和一个给也许肯定会死的病人治病的粗心医生,他们之间毕竟有所不同,他的粗心是难以证明的。

    今日之宽容是指什么?它是指宽容者的一种美德,还是指因为各派势均力敌,只好承认宽容?在我看来,情况似乎经常是,当它实际上是指后者时,我们却以为它是指前者。我的自由主义承认人人皆有权坚持己见,同时也让我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要告诉他们何谓最好的意见。然而我丝毫没有把握说,这也是我的所有自由主义朋友的真正信念。法国的自由主义使我无法相信它的普遍性。我也不能很有把握地说,如果腓特烈·哈里森或考特·莫里森属于多数派,他们会如何对待我。在我看来,拥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社会理想对拥有者是危险的。中世纪的教会就有一个这样的理想:其结果是宗教法庭,它受到共同感情的普遍支持。在15世纪末期,依我之见,教皇制度似已厌倦了宗教法庭,它不再有很大的支持了。教皇们对犹太人、马拉诺人和土耳其人相当宽容,他们并不攻击人文主义者,他们并没有擦亮那些旧武器,投入新战场——只有西克斯图斯四世除外,他认可了西班牙的宗教法庭。对于他,我表达自己的看法也许不够严谨,但是我的书没在身边,我不能确切(记得)我说了些什么。我的意思是,就西克斯图斯四世而言,这种认可只是例行公务。如果拒绝承认,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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