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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历史，人们或许会问《中国一九五七》是属于现实题材还是属于历史题材？这就牵扯到这两种题材有什么约定俗成的界定。这一点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分叶，如果现实与历史两种题材也依照这种划分惯例的话，那么将这部《中国一九五七》归于现实是没问题的。然而也不是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出问题：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著名运动距离今天已将近半个世纪了，似乎已从“现实”遁于历史的烟尘中。另外通常的说法也是将那场运动归为“历史事件”。如此说来将描述那一“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归于历史题材，也没什么不可以。当然说到底这也不是个非得较真的问题，不管归于何方关键还在于作者的写作态度，在于作品的品性与形态。事实上对于这部《中国一九五七》而言，我既是作为现实题材又是作为历史题材来处理的，我的态度是立足现实，面对历史。
有人问你没有经历过反右运动也没有被劳改管教过，怎么却要写一本反右的书并且将全部背景放在监狱和劳改场所里。我清楚问的人并非不晓得小说不等同于自传体文学，小说可以从“非我”处获取素材，可以虚构，这个都懂。我想问这话的人之疑诘肯定不在这里，而是明了对于一个极其特殊的题材而言，非经历写作是相当困难的。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也确实是这样的情况。那场古里古怪连当事人今天想想还仍然发懵的运动以及不置身其中便无从体察的劳改生涯，作为写作题材确实是特殊的。没有亲身经历而进行写作十分困难。需要有知难而进的勇气，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但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让有亲身经历的人来进行对他们而言并不具特殊性的题材的写作将又会怎样？自然要便当得多。一切（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受）都在记忆之中，用时可以像从银行提款那般呼之即出招之即来。
写作能在这种状态下进行真是福气多多，轻松自在（对写作过程而言），且容易将作品写得真切感人，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同时也会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人家本身就当过右派劳改了许多年嘛，写出来的东西还会有假？一开始便有着良好的信誉。但这会不会是事情的全部呢？细想想怕也不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重性，如果单纯囿于个人的经历而忽略小说艺术本身的要素，写作便会受到局限，天地便会狭窄。写出来的作品也就缺乏思想和艺术的光彩。
我曾采访过一个有右派与劳改经历的大学教授，我建议他以个人的亲身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他听了沉吟良久，而后摇了摇头，说我们这一拨人是不宜涉足这个题材的。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的心灵被严重扭曲，永远也难以复原，而扭曲的心灵只能写出畸形的作品来。对他的话我无法进行判断。但从他说话的神情我看出他是很认真的。也许他的这一悲观论调仅属于他个人，并不具普遍的意义。即如此也会给人一种启迪，即不同的写作（经历写作——写“我”与非经历写作——写“非我”）各自的可能性与局限性。这就谈到我自己，应该说我属于那种写“非我”的范畴中。我极少写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甚至连边儿都不沾。我曾写过战争，写过土改肃反，写过土匪蟊贼，都是遥远的事情与陌生的人物。我想这般的写作大致出于以下两点，一是觉得自己个人的经历过于平淡不值一提；二是鉴于我对作家职业的理解。我认为作家写作的视野应该是广阔的，应该在浩渺的现实与历史的时空中寻觅自己的写作题材。这样写作空间十分广大，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对比而言，作家个人的经历为创作提供的空间就狭窄得多。即使是饱经沧桑的人其人生经历对于整个人类生活而言也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的。现在许多作者特别是年轻作者过于依赖个人经历写作（所谓个人化写作），其依赖甚至达到了一种病态，不足取。也终不是长久之计。富矿也有被挖尽的时候，何况未见得有什么富矿。既然小说被称为虚构的艺术，就应该尽情施展作家的想象才华，为艺术装上翅膀。法国作家蒙田说过这样一句话：强劲的想像力产生强劲的真实。事实上也如此，想像力与真实并不悖离，还相辅相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写作生命力与作品的艺术品质很大程度取决于作家的想像力。
我以往作品题材的时间跨度很大，大约贯串了整个二十世纪。开始我并没意识到这一点，说明我并非有意为之。我的写作随意成分很大，没有规划之类的东西，兴之所至，东一头西一锤的，不像许多作家在某一题材领域里执著地挖深井。后来还是几个批评家朋友发现了我的这一特点（或者说痼疾），并作为一个问题向我提出。他们说我的创作具有某种编年史的性质。把我的写作与史联系在一起，自然是有些高抬了。但回过头一看，就发现自己的写作果然十分地散漫，题材几乎渗透到百年间的各个历史时期。时期，在汉语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语汇。我们中国人在对历史的记忆上很大程度依赖于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事件就成了时期。如北伐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土改时期、肃反时期、反右时期、四清时期、“瓜菜代”时期、“文革”时期及新时期……等等。一个个时期（历史大事件）如同一座座里程碑，在人们的记忆里由近而远向历史深处延伸。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依赖是缘于这些事件对中国社会的形态以及国人生活境况的影响深重，难以忘怀，甚至刻骨铭心。只要回想到某一时期（事件）那个时期的特定画面便跃于眼前。如抗战时期的挖地道端炮楼、土改时期的分田地土豪游街、“文革”时期的红海洋打砸抢。当然，还有在各个时期都不可或缺的苦难与血泪。作为“镜子”的文学应将历史的画面记录存真，这是作家的职责所在。职责，现在已经成为许多作家讳莫如深的字眼，像躲避瘟疫似的远离，似乎作家一与责任粘在一起，这个作家就等而下之不高级了，就完了。可我承认自己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即使有被别人视为浅薄的危险也不改初衷（真是没救）。正由于觉得“责任”在身，在选择写作题材时总惦记着作品的社会性，着眼于那些对中国人命运有着深远影响力的方面。比如建国以来一次次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我的作品都有所涉及。大概今后还将继续涉及。如土改、肃反、反右、“文革”等。对比而言，这部以反右为题材的《中国一九五七》是我着力写的一本书。不是说这本书写得有多么好，而是想通过这本书把那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摆摆平。也许有人会说无论就规模还是影响力，“文化大革命”是反右运动所不能比拟的，那是一场全民的大劫难，而你的写作却没有体现这一点。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大约牵扯到对于这两场运动的本质认识，也与我要写的不是“全民”而是中国的知识层有关。话在这里倒可以反过来说了：对中国的知识阶层而言，无论就规模还是影响力，反右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所无法比拟的。反右运动才是他们真正的大浩劫。而对于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而言，反右运动也同样是一场真正的大倒退。本来便十分稀薄的民主又一下子被收入囊中，以此告示着“新民主主义”的终结。由此可见反右运动对“各方各面”其意义都十分深远。曾听说一个改正了的右派教授每当家里来了客人，首先要关闭了门窗才开始谈话，且决不涉及国事政事，他担心墙外有耳。一个知识分子本应具有的精神品貌已荡然无存。我在《中国一九五七》中有这么一句话：改造像一把快刀，能三下两下将人砍削成想要的形状。什么是想要的形状？那就是面对管教（上级）九十度鞠躬面讪口诺。一场反右运动，就这么将中国知识分子定了“型”，也将中国社会民主不复存在的状况定了“型”。可以说反右是中国走向极权的开端，而开端的意义总是非凡。
无论是写作前还是写作中，纠缠于我的不是写作本身方方面面的事，如搜集素材、构思、叙述等。对于这个社会敏感性很强的题材而言，上述并不是顶要紧的。比如采访掌握素材，在一九五七年那场运动中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