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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如程冠生所说，田野就是田野，我不是指她的演讲（她的演讲也使我很激动），是指她毫不犹豫地将“秘密报告”借给了我们《大地》编辑部，对我们要出特刊的想法也表示支持。说现在的田野已不完全属于她个人，只要对社会有益，她乐于“捐躯”。为此，我和《大地》编辑部的同学们做出出特刊的决定，随《大地》一起印发。
午饭时在食堂没有见到冯俐，由此也证明她没有参加上午的田野的演讲会。我有些失望。
下午列席在十二教室召开的资深教师座谈会，会议由范宜春孟广琦两书记主持。会议一开始冷场，范宜春做启发性发言，我一点没料到他把话锋指向了我。他说从本系的运动发展来看教师落后于学生，接着他把眼光转向我说比如五四级四班的周文祥同学，是他首先贴出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对推动全校以至全国的整风运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现在他又和几个同学一起创办了《大地》，据说创刊号很快便能面世。一个普通的文科学生能如此对党的事业充满责任感，我们作为师长的怎能甘居落后呢？坦白地说听了范宜春这般说我心里不免窃喜。他毕竟是系党总支书记啊，他的话代表党的声音。党认可了你的行为并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扬了你可是很不寻常的啊。我发现很多白发老教师都侧目向我看，在他们的目光里我感到很自豪。是的，很自豪。
范宜春这番以学生激老师的方法立即起了作用，老师们开始发言了。教我们哲学的秦仲俞教授打了头炮，他说既然党态度诚恳地让我们提意见，我们再沉默就有些不识抬举了。从哪里说起呢？就从上午S大来的女学生的演讲说起吧，我去参加了。开始是好奇，心想一个未出茅庐的丫头能有多少货色敢在堂堂K大兜售？可听了不一会儿，我的想法就更正了。人家不是黄毛丫头，是理论家。我觉得她确实了不起，她讲得很有道理，很有水准。比方她谈的社会制度问题，她认为我国的经济基础在基本上是公有制，但我国的上层建筑不能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党委清除“三害”，并且大张旗鼓地通过整风运动来清除“三害”，但产生“三害”的根本又在哪里呢？她指出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比方说产生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是官僚机构。我觉得她的分析入木三分。于是沿着她的思路我们便不得不这么想：党愿不愿意改变现有的政治制度呢？如果没有决心改变，那么清除“三害”便无从谈起了，也是不可能的，整风不如早收兵的好。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对此我不想反驳，拭目以待吧。
范宜春微笑着对秦教授说：秦教授这头炮开得好，就是要亮出自己的观点嘛。接着发言的是教现代文学的李教民教授。他说我步秦教授后尘，也从田野的演讲说起，不同的是秦教授一开始是抱有怀疑的态度，而我一开始则持欣赏的态度，因为我在S大的一个学生听过她的演讲，学生对我谈到她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很精辟，完全可以接受。所以上午我去了。这次她谈到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对我们这些教中文的人来说，对这个问题不会没有看法，一是系统不起来，二是没勇气探讨。田野既统而观之又说得大胆坦诚。我完全同意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是毛主席对胡风下的论断根据不足，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根据不足。所谓胡风反社会主义，是否就是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所冒犯？田野向毛主席进言，说胡风一案假如侦察当中没有其他新的材料，毛主席是有错的！但是没关系，赶紧解决就是了。我以为田野对毛主席这一规劝既诚恳又大胆，我希望毛主席能够采纳。一个人究竟有没有罪，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金口玉牙，那与封建帝王有什么区别？说到底这是一个民主与法制的问题，法由谁制定出来，由谁来解释由谁来行使又由谁来监督这个问题在中国没有得到解决。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逻辑混乱，你对领导有意见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组织，反组织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人民，反人民就是反革命。用这个公式定罪，岂不是人人都有当反革命的份么？
李教授的发言引起会场的骚动，许多人私下议论着什么。我飞快地做记录。我以为秦李两教授的发言作为对田野演讲的反响，可作为《大地》下期的内容。接下去是教当代文学的邓岿骥教授发言，他说党现在有威没信，群众害怕党，怕党的干部，怕党员。校系党组织对知识分子缺乏信任。目前我校党的工作，不是在领导学校治学而是在办党。民主作风不够，党员高人一等，对一些工作包办，如留助教，报考研究生等问题不征求教师意见。党对群众的意见不能虚心考虑，不喜欢听反面意见。因而群众不敢提意见，提了怕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党的领导工作中自相矛盾。解放后提倡尊师爱生，而肃反和三反中学生抓住教师的头发要他低头，还撞墙，有人说这叫人民的法律，这样如何能尊师？党应该负责对待整风，许多教师在肃反中受了创伤，应当赔礼道歉，否则谁还敢在整风中讲话？
邓教授的发言使会议的温度升高起来，议论声中同时有几位老教师举手要求发言。范宜春满脸绽笑地环视一下会场，眼光最后停在教现代文学的吴启都讲师身上，说先请吴老师发言吧。听范宜春这么一说，会场立刻肃静起来，许多教师都把眼光盯着吴老师看，脸上的表情都有些异样。吴启都讲师的遭遇在K大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他和他妻子的恋爱经过能写一本书。解放前夕他和他的恋人也是后来的妻子齐女士一起在上海读大学，解放军攻打上海时这位齐女士的父亲携全家登船去了台湾。到台湾后齐女士日夜思念吴启都，要求父亲再把她送回大陆去。父亲不肯。她便以绝食要挟，扬言不放她回大陆就永不进食，直至饿死。到绝食第五天上她的那位国军将领老爸心软了，把她送上一条返回大陆的舰船。那时台湾海峡穿梭来往着运送国民党撤退人员的大小船只，从大陆开向台湾的船只人满为患，从台湾开往大陆的船只几乎全是空船。齐女士乘坐的那条船上只有她一名乘客，随身行李是她保存着的吴启都的一箱书信。就这么一人独乘一艘客轮横渡过台湾海峡，回到了上海。这段渡海寻郎君的佳话当时在学校传为美谈。大学毕业后吴启都和未婚妻齐女士一起分配到K大教书，不久两人结了婚。一年后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开始了肃反。齐女士被肃成了国民党派遣特务，被逮捕判刑。吴启都被定为特嫌。所以此时吴启都要求发言就十分引人关注。
吴启都还未开口眼圈便泪光闪闪，他说：前几天我给K大党委写了一封信，要求在这次整风中对齐韵琴的问题加以甄别。今天在这个座谈会上我要向中文系党组织再次呼吁：齐韵琴的案子是冤案，她不是国民党派遣特务，这一点我以我的脑袋担保。首先我必须承认，齐韵琴从台湾返回大陆，并非出于对共产党新政的向往。那时我和她都没有这种觉悟，她纯粹是为了和我结合而为之，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硬把她说成是派遣特务，她有口难辩，拿不出自己不是特务的证据。当时的肃反工作人员好大喜功，觉得能挖出一个真正的特务是一件了不起的成绩，于是颠倒了司法程序，先将她定性为特务，然后才寻找证据。邻居说常听到我们家有滴滴答答的声响，办案人员就叫人家写材料说听到了发电报的声音。他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