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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纱帐里的俞峰华——
不知怎么回事，每回锄玉米耳边都回响着那首“青纱帐里抗日的英雄真不少”的歌，眼前又会闪动着抗日队伍在青纱帐里与敌周旋的画面。这可能与看多了抗日电影有关。战争在电影里是很富有诗意的，连人中弹倒下的姿势都带有诗的韵律。可一旦自己置身于青纱帐，一切的诗意都像惊鸟般飞去了。一定要说有诗，就惟有那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了。“锄禾日当午”是一年中最让我们草鸡的几样活计中的一样，还有割麦和冬天修渠。我一生中头一次中暑就发生在锄玉米的时候，而后几乎每年都在锄地的时候晕倒一次，像得了一种周期病。我曾怀疑得了癫病，却又没有癫的其他征候。最后还得归咎于“青纱帐”里的酷热。
青纱帐里有值得回忆的事情吗？如果说有，那就是我们在青纱帐里干活犯人可以找机会相互说说话，自然我说的相互是带选择性的。这天下午我发现俞峰华总在我身前身后磨蹭，还时不时向我瞅瞅，似乎有话要对我说，可待我凑过去他又躲开了，就这么若即若离神经兮兮的。直到快收工的时候他才与我打了并肩，吞吞吐吐地说：老周我……我想和你说件事。我说有话快说，要收工了。他的声音很低沉，他说老周佟队长那晚点名说的那件事到今天是第三天了。我不解，问：到第三天咋？他说是宽限的最后一天。我转头看看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他说老周我只能对你说实话了，我，我把那桩事报告了。我说报告啥？他说报告你那天对我说的话。我听了头一炸，问俞峰华我对你说啥啦？你说清楚？他说就是……就是我们再好好改造也白搭那些话……啊，我想起来了，我是对俞峰华说过，好像在一根绳。想到这个我的心像叫刀剜了一下，我没想到俞峰华会去告我，且无缘无故。如果是李左德，赵不仁，董不善之类，干了这种事我倒不会吃惊，正因为如此，平日我不同他们弹弦子。没想到俞峰华已悄悄在向他们看齐，“进步”了。我很生气，想骂几句解气的话，还没等开口俞峰华就开始向我道歉，说老周对不起，对不起。我火辣辣接他话说知道对不起为啥还要做。他怯懦地说我……我没办法。我一听这话就火了，我压低声音但口气却十分严厉地质问道：不打人小报告就没办法了？就不能进步不能当积极分子了，是不是？！俞峰华几乎带着哭腔说不是的老周，不是这样的。我说那是怎样？你说说。究竟为什么要把我送上去？他说老周我不是存心害你，可……可我不报告也会另有人报告，那天在旁边还有一个人。我问谁？他说高云纯。我说高云纯？就是高云纯在场他也不会告我。他摇摇头说这形势谁敢打谁的包票呢？我问你知道高云纯已经向管教报告了吗？他摇摇头。到这里我已经很明白俞峰华的心路了，他怕不报告高云纯报告了他会受到牵连，就“防患于未然”地先把我报了。我的胸口堵得死死的，想冲他发火可又发不出音来，哑巴似的。俞峰华又向我道歉，说老周对不起你，我不求你原谅，只希望你能理解，你知道，我九月份就到刑期了……我没吭声，心想看来俞峰华和李左德之类还不是一样的，他干这种事知道不正当，心存歉疚，而且还想办法挽救（在期限最后一天给我以自首的机会）。但这么想我仍然不能原谅他，愤愤地想：你俞峰华九月份到期，我不是十一月份也要到期吗？你这不是明摆着坑我？俞峰华还喋喋不休地说着要我理解他的话，我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好了，别说了，我理解了还不行？你未婚妻等了你整整十年，等着你出狱后成亲，你不能在最后时刻葬送了自己的幸福，是不是？俞峰华不吱声了，眼光闪闪烁烁仍避我。听见吆喝收工了，他赶紧冲我道：老周回去就和队长说说，千万别拖过今日啊。看着他那极度关心的样子，我只有苦笑。
我想回去就找佟队长自首，因为没有别的选择。
李宗伦——
听到李宗伦在医院上吊身亡的消息我不吃惊而是感到困惑，我困惑他对死亡的执著，如他所说曾体验过死亡瞬间的美妙而孜孜以求？还是对前途完全失去信心？不管怎么说对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因此当许仙再次让我去给他送葬我欣然接受（似乎我是为死人送葬最合适人选）。
这活一个人是干不了的，我从组里要了一个“助手”，见我点了梁枫，许多人大惑不解，让他那小腰板搬弄尸首实是不明智之举，但我有我的企图，是想听他说说他的北京之行。偏偏梁枫又是个不问自说的人，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起这段不凡经历。全记下来能写一本书，概要说也就是几句话：他是在一个月前刑满释放，转到就业队当了一名刑满就业人员。按规定可以回家探一次亲，他不回家，偷偷跑到了北京，他要去见毛主席。要当面向毛主席报告有人歪曲“文化大革命”运动，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他也清楚像自己这样的身份想见毛主席也难，就想出了一个绝招：写了一张攻击周总理和江青的标语揣在怀里。想的是让人发现了这张“反标”必判死刑无疑，临刑前再提出有重大事情要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一定会接见。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死谏”了。他是扒火车到的北京，他本希望在扒车的过程中让人抓着，却不知“文化大革命”对人的有如扒火车这类违法行为很宽容，没有人“成全”他，他就进了北京城。他身无分文，火车可以白搭，旅店可不能白住，就只能住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睡到半夜被两个穿警服的人叫起来了，问他是什么人，他如实交待说是从劳改农场来的。问是不是越狱。他说已经刑满释放，又说他来北京是想见见毛主席。见他说话没谱人家就怀疑起来，对他搜身，搜出了那张“反标”，问他是从哪儿弄来的。他说是他自己写的。问他有没有精神病，他说他精神很正常。就被铐走了。审来审去终归还是觉得他精神不正常，就派人将他押送回我乐岭农场，又装进了“马厩”。这段故事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却不像编造出来的，因为有些细节他想编也编不出来。何况他的罪行业已记录在案了。
听梁枫津津有味像讲着别人的事，我也怀疑他精神方面有问题。这时我记起老家一个试验小孩子聪明还是愚笨的办法：问他是小孩还是大人。聪明的必说自己是小孩，愚笨的要么说是大人要么什么不说。我想借用这个方法试验一下梁枫。我问道：老梁你是小孩呢还是大人？
他张口就答小时候是小孩现在长大成人了啊。我的思维一下子被他搅糊涂了，真可笑，自己都糊涂了又怎去考察别人的清醒与否呢？
到了医院见李宗伦的尸体已停在院子当中，孤零零的，仰脸朝天。我吓了一跳，李宗伦的半边脸雪白雪白，像纸一般。走到近前一看，竟真的是贴了纸，将原先被火药喷黑的部位遮住了。这效果让我心惊肉跳，本来熟悉的死者一下子变得陌生可怕。没有人询问，因此弄不清这纸是他死前自己贴上去的还是死后别人贴上去的。如果是自己贴的，那么李宗伦真可算得一个死要面子的人了。
我和梁枫将李宗伦的尸体拉到小西地，原先熟悉的那个老程不在，新来的自报家门说姓周，我的一家子，说不久前从一大队来的，准备让他接替老程。我问是不是老程刑期到了，老周说他还早，是精神出毛病了，一阵子糊涂一阵子清楚的。我问是怎么回事，老周说大概是受刺激了。你想想，长年累月干埋死人这活……半个月前他的一个也在这里服刑的好友死了，埋人的时候就开始不对头了，他不让别人动手，自己埋，埋一层土垫一层草，再埋一层土再垫一层草，直到封顶。他说他这位好友平常最怕冷，土里夹上几层草墓里就暖和了。梁枫说人死了哪会知道冷热呀。我和老周都没理会梁枫这个大聪明人的话。我问老程现在在哪儿。老周朝山坡上指指，透视岗顶上的天空，我看见一个小小的人影在活动，很机械地动作着。老周说老程一犯了糊涂就不停地挖坑，止都止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