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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九莉对燕山有这样的爱，燕山却没说要给她相濡以沫的机会。盛九莉停经两个月，燕山强笑低声道：“那也没有什么，就宣布……”后来验出来没有怀孕，盛九莉自认为在燕山没有表情的脸上，看到了他幸免的喜悦。她猜到这故事的结局，在他面前流泪。燕山说，你这样流泪我实在难受。她哭着说：“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喜欢你的。”他说：“我知道。”他只说他知道，他知道你喜欢他，他也知道他喜欢你。但他不是大开大合敢爱敢恨的江湖儿女，他有一个做小商人的哥哥，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背后的脚印规定了他未来的方向，这个方向与你无关。
最伤人的爱情到底是哪一种？是争吵过、心碎过、鄙夷过、冷笑过的，还是从未开始也就谈不上结束，无始无终，拾不起放不下说不清道不明的？前者只要伤心一次就好，后者却会留下永远的悬念，无尽的辗转，确定后再推翻、推翻后再确定的猜疑，张爱玲把那心情写在《小团圆》里：“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是的，下雨你会不来，我还是希望天天下雨，好过晴天里望尽千帆，最起码，这一次我可以以为，你是下雨才不来，不是因为，你对我没那么爱。我宁可你不来，≮更多好书请访问。。≯也不愿面对你对我的不爱。
不能怪桑弧薄情，只能说，每一个人对爱的理解不一样。谁规定相爱就得相守呢？只是，相爱的人，常常会有想在一起的意念，有害怕失去的惊悸，“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借了范柳原的口说：人生里总有死生聚散，我们做不了主，但我偏要说，我要与你在一起。
但桑弧无疑没有这样的执着，也许是，他早已知道，这种执念于事无补。作为孤儿，他早已习惯失去至爱，失去、分别这些词对他没有那么可怕，不能吓到他，不足以让他想办法要与最爱的人在一起。
她从未怪过他，虽然他比她大五岁，她却对他一直有种心疼。一度他参与的三部电影同时上映，占了六家戏院，他的宣传者在报头写：请看今日之上海，竟为××之天下。说起来是风云一时，却独有她说：你一得意便又惨又幼稚，永远是那十三岁孤儿。
她不觉得那样的荣耀，能拯救他宿命的凄苦。在《小团圆》里，她写燕山回忆父爱：“我只记得我爸爸抱着我坐在黄包车上，风大，他把我的围巾拉过来替我捂着嘴，说‘嘴闭紧了！嘴闭紧了！’”这回忆让人泪下。
对一个孤儿，你还能要求什么？何况他是如此安然。他安然帮她做些拾遗补阙的事，帮她写书评，大张旗鼓地推荐，带她去朋友家，想帮她谋点儿事做，还为她的新长篇拟了一个笔名叫作梁京，取“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意境。与此同时，他订婚，《小团圆》里说女方是一个漂亮的小女伶，原本是要嫁给海上闻人的，轮不到他，现在大家都是文化工作者了，他才有了机会。
事实上桑弧的妻子确实漂亮，但是个圈外人，张爱玲将桑弧妻子的身份做这样的设定，怎么看都带点儿恶意，像是有点儿芥蒂经年不曾消化。
而写她闻知他的婚事那一段，是猝不及防的惊痛。
这天他又来了，有点心神不定的绕着圈子踱来踱去。九莉笑道：“预备什么时候结婚？”燕山笑了起来道：“已经结了婚了。”立刻像是有条河隔在他们中间汤汤流着。他脸色也有点变了。他也听见了那河水声。
她笑问，装作浑不在意，他笑着回答，装作真的以为她不在意。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三唤不一应，有何比松柏？她不忍看见他的忧色，便将自己的心思掩藏在淡然的表情下，“你试着将分手尽量讲得婉转，我只好配合你尽量笑得自然，我就是不能看心爱的人显得为难”，有谁能了解帘幕背后她究竟是情深情浅？尽管，他们彼此也许只是心照不宣。
小报上登出他新婚的消息，他担心她看了受刺激，托人去报社说，不要再登关于他私生活的事。他知道她的心碎。然后，再没有然后了。张爱玲一直说他俩的爱情像初恋，确实是这样，年轻时的恋情，常常就来得这样深重而没有结果，像《玻璃之城》里的舒淇和黎明，开始爱得那么热烈，说分开也就分开了。生活汹涌而来，压倒所有誓盟，若原本没有立下决心，就更容易瞬间溃散，一个转身，便相见无期。
值得琢磨的是，这“初恋”般的爱情开始在一场死去活来的爱情之后，胡兰成与桑弧，到底谁在张爱玲的情史中占更重的分量？
当事人都说不清的问题，局外人自然没有置喙的余地，我只能说，早早爱上老男人的女人，有些后来是会回头爱上年轻幼稚的男人的。
因为对老男人的爱，大多是主题先行，缺乏安全感，父爱饥渴，等把这段试完，才能像普通女孩那样，去很单纯地来一段“初恋”，仅仅因为对方的可爱而去爱。只可惜到那个时候，未必就能为“初恋”所接受。
但这对于两人，都未见得不是件好事。若张爱玲真的跟桑弧在一起，她就没法儿那么利索地离开上海，而桑弧也必然受她连累，不可能再有创作《祝福》《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我小时候看过的《邮缘》等多部电影的机会。当然，有的人爱情至上不在乎，可桑弧，却是非常重视这方面的成就的。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用心揣摩时代精神，“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烈拥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并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工作中，拍了一部电影《太平春》，“揭露美帝国主义轰炸我国沿海城市、残杀同胞的罪行，为推销我国政府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做宣传的”，他自己也承认图解政治，放映后有人在报纸上提出严厉的批评。
他后来不再拍这类电影，更注意在影片中表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但也经常接受上面布置的重大任务，比如将鲁迅的小说《祝福》改编成电影，这部电影获得了一些国际大奖，帮他奠定了在电影界的声名。
他成了上海电影界的重要人物，与茅盾、夏衍等人过从甚密，陪周恩来出访缅甸。他为人极好，谦虚和善，可以想象，很多时候，他白发苍苍地坐在主席台上，下面那些小资女作家只当他是个老前辈，有谁知道，这个看上去随和平常的老人，曾经为张爱玲所深爱？他和张爱玲，一个在中国，谨慎亦艰辛地活着，一个在美国，选了恣意却也艰辛的人生。
在《回顾我的从影道路》一文中，他淡淡地说某部电影是张爱玲做的编剧，却在文末特别表达了对妻子的感谢，说：“我们于1941年结婚，这四十多年以来，我的创作生活一直得到戴琪的支持、帮助。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中，我的一些同事或由于受残酷迫害致死，或由于不堪忍受凌辱而自寻短见。当时我身处‘牛棚’情绪十分压抑。但我的爱人始终劝慰我，她要我正确对待逆境，对未来要有信心。这才使我度过了那难熬的十年岁月。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给予我的鼓励和爱心。”
和《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结尾完全不同，桑弧满意他理性的选择，他当情人不够痴缠投入，当丈夫却能从一而终。和张爱玲的爱情，于他，也许就像一场遇仙记，美好，神奇，但极不真实，一回头，楼台亭阁俱已化作空无。他回到人间，安心地过他脚踏实地的生活，只是不知道是否会有些夜晚，想起往昔，亦觉惆怅旧欢如梦？
和他近乎刻意的守口如瓶不同，张爱玲之后再提起他口气自然。
1978年4月，她写给宋淇的信里说：“写《半生缘》的时候，桑弧就说我现在写得淡得使人没有印象。”
给邝文美的信里亦曾说：“我真怕将来到了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一个谈得来的人，以前不觉得，因为我对别人要求不多，只要人家能懂得我一部分（如炎樱和桑弧等对我的了解都不完全，我当时也没有苛求），我已经满足。”
她跟桑弧确实不是灵魂上的知交。《小团圆》里她写道，燕山将盛九莉的小说改成电影，改得非常牵强，九莉无法面对，逃出影院，正碰上燕山，他着急地说：“没怎样糟蹋你的东西呀！”张爱玲特意写这么一笔，似乎说明，起码第一次合作时，她对桑弧的导演风格并不怎么接受。
但这些一点儿也不重要，在爱情里，懂得真的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心情好的时候，谁与谁都能懂得，还是那句话：没有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