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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毕竟无关大局，张爱玲和赖雅的关系，已经是她感觉到的各种人际关系中，比较完美的一种，他的单纯让她能够不设防地掏出自己的单纯，他的痴爱让她可以放松到放肆，他不可救药的乐天精神让贫穷也不再那么难以忍耐，余生似乎可以就这么度过，用彼此的一点儿暖来慰老温贫。
然而，张爱玲并不是一个有了爱情就可以满足的女人，这又要说到她的伟大志向上去，来到美国好几年了，她始终没有打开市场，小说被频频退稿，她到处受到冷落。一天夜里，她梦见自己并不认识的一位中国作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心中惆怅万分。醒来之后，她跟赖雅复述这个梦，不由得潸然泪下，内心的隐痛被揭开，她从未甘心蜷缩于平凡生活的一隅。
6。台湾臭虫，命运的暗示？
1961年夏天，张爱玲开始筹划一趟东方之旅，目的地是中国的香港和台湾。除了寻找更多的经济渠道外，张爱玲还另有一伟大计划，为创作以张学良为原型的小说《少帅》搜集素材，最好是能跟张学良本人见一面。
看得出，张爱玲想要放手一搏，旅费不菲，她甚至都没有筹到返程的机票钱，就带着大展身手的雄心和破釜沉舟的决心去了。
张爱玲不甘心眼下的灰暗，不是她不努力，不是她没有才华，她受到冷落的原因，应该是中西文化的隔阂。张爱玲选择张学良为主人公原型，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因为这个人被美国人知晓，写一个他们认识的中国人，他们总会有兴趣一些吧？
对于张爱玲的“重利轻别离”，赖雅很难接受，心理感觉变成生理感觉，他浑身上下都感到刺痛。他写信给麦道伟文艺营申请重返那里，又写信给女儿问能否把自己的东西运送到她那儿，给女儿的那封信，他特地给张爱玲过目，让她感觉到自己的那份无助与酸楚，但张爱玲沉浸在对未来的想象中，顾不上照顾他的感觉。
这也许是赖雅衰弱的开始。之前，他虽同样颠沛流离，贫困潦倒，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不用求助于任何人。这一次不同了，他眼巴巴地企望张爱玲留下来，很可怜，很弱势，却没有得到回应。
眼看着这个乐观的、明朗的、曾经给过她安全感的男人倒下来，张爱玲有怎样的感觉？抱歉？怜惜？感伤？—让我老实说，是否还有一点点的嫌弃？她说过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现在，看到这个男人，在自己面前低下白发苍苍的头，会不会像看到她最怕的软体动物一样，生出那种夹杂着惊惶、恐惧和不知所措的嫌恶？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她对理想的向往，1961年10月，张爱玲如期登上了前往台北的飞机，对于赖雅的歉意淹没在开拓未来的踌躇满志中，她指望凭借《少帅》翻盘。然而这趟旅行一开始就不顺，在台北，她申请拜访被蒋介石软禁多年的张学良本人，这个幼稚的想法自然地碰了壁，好在张爱玲并不打算写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她的视线，主要停留在这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关系上，想象力可以填充未知的那部分，所以，据知情人透露，这部小说还是完了工，但不知什么原因，至今未见天日。
接下来的日子比较轻松，张爱玲会见粉丝，游历宝岛，这时她在台湾已为文学小圈子里的人知晓，并拥有了一批忠实的拥趸。尽管作家们都声称自己喜欢安静，但绝对的寂静亦会令人惶恐，余华曾不无调侃地说，电话可以不接，铃声不能不响，张爱玲大概也不能免俗。从时人所写的印象记中看出，她的心情不错，她给好友的信里也说，至少台湾之行的目的是达到了。
唯有一个小插曲值得玩味，张爱玲后来在“印象记”里提到台湾有臭虫，这引起一路陪伴她的青年作家王祯和的不满，他写信向她抗议，张爱玲调侃地解释了一句：臭虫可能也是从祖国大陆撤退的吧。
快乐的旅程在台东火车站终止。火车站站长前来告知，她的朋友麦卡锡先生来电，说她先生赖雅中风了。张爱玲那一刻表现得很镇定，她回电话，并和气地请身后等着打电话的人到另一个电话亭去。台东是游不成了，张爱玲转身赶回台北，麦卡锡告诉她，在她离去之后，赖雅一个人昏迷在医院里，他的情况应该很严重。
当年胡兰成身陷温州，她千里寻夫，这次，她却无法在赖雅最需要她的时候，像当年探望胡兰成那样，回到他的身边。因为，她没钱，她要在香港大挣一笔才有钱买返程机票，此刻，除了去香港，她没有别的选择。
7。全世界的风雨泼进来
多年来，她的好友宋淇在香港帮她接洽剧本，付给她最高的稿酬，这次也不例外，等待张爱玲的任务是把《红楼梦》改成上下两集的电影剧本。
很不幸，新导演不知道她昔日的名气，没有耐心可能也没有能力判断她现在的价值，张爱玲交了剧本之后，导演要她等着。她在香港待了五个月，最后仍然没有下文，只好去写宋淇交给她的另外两个剧本。
唯一的安慰是赖雅来信告诉她，他在女儿所在的华盛顿租了一个小公寓，还把房间的蓝图画给她看，张爱玲对那张蓝图非常满意，说，那就是我真心想要的家。她对未来依旧有所期盼，“据我所知，我们的运气会在六十三年中好转”，但眼下的情况却让她觉得很棘手，“可是我却为了如何度过六十二年而失眠”。即使这样，她仍然不忘温柔地表达她的爱：“甜心，快乐些，吃好点，健康点，很高兴你觉得温暖，我可以看到你坐在乔家壁炉前的地上，像只巨大的玩具熊。附上我全部的爱给你。”
而在太平洋的另一边，赖雅也在度日如年地期待着她回来，过尽千帆皆不是之后，赖雅不禁抱怨她的归期总是“无限期延长”。张爱玲表示，她是没办法，她要留在这里，挣八百美元的稿费，这笔钱可以维持他们四个月的生活。之前她写的关于《红楼梦》的剧本没有获得通过。
“我工作了几个月，像只狗一样，却没拿到一分酬劳”。许多年前，她第一次穿上皮袄，觉得自己像只狗，摸摸鼻子是凉的，觉得更像了。你如果知道那件皮袄是用胡兰成给她的钱做的，就不难理解那个比喻里对自己的爱娇了。然而，这一次，她说自己像狗，却是像一只沉默的、辛苦的、得不到一点儿回报的狗，两相对照，让人如何不心酸。
她让赖雅再等她六个礼拜：“在未来的六个礼拜，请你好好地为你我享受那小公寓，如果你因为担心我而生病的话，岂不是破坏一切了吗？亲吻你的耳朵。你还是边吃边走动吗？最近都吃些什么？请好好照顾自己，爱你。”
这封信写于1962年2月10日。
十天之后，她的情绪也坏到了极点：“我的手脚都肿了（轻微），因为从旧金山飞来，其实是没钱买大一点的鞋，等旧历年大拍卖再说。跟宋家借钱是件极痛苦的决定，而且破坏了我们之间的一切，我无法弥补这种艰困的关系。”
她跟宋淇夫妇借了几百美元，正常情况下，这本是小事一桩，但是这时不知为何她与宋家的关系非常紧张。从她给赖雅的信里看，似乎是剧本接洽中出了点儿问题。张爱玲原本多疑，宋淇热心但有时又未免急躁，在本来就不顺当的情况下，确实容易出问题。总之，她原本殷切盼望的与宋氏夫妇的会面，临到眼前，却不无苦涩。
1962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五的前夜，她站在公寓的屋顶，与生平最爱的月亮对视，她写过楼板上蓝色的月光，像是静静的杀机，写过陈旧模糊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下的泪滴，这个元宵夜，她看到的是一颗红色的满月，怪异，惊怖，在天宇下，不动声色地与她相对。
她给赖雅写信，说：“宋家冷冷的态度令人生气，尤其他认为我的剧本因为赶时间写得很粗糙，欺骗了他们。宋淇告诉我，离开前会付新剧本的费用，言下之意是不付前两部，即《红楼梦》上与下。当我提议回美再继续修改时，他们毫无回应……典型中国人的作法，避重就轻，只谈我的剧照……但我估计他们会从《红楼梦》稿费中扣我的钱。我无法入眠，眼疾刚治好，走到阳台，站在一轮红红的满月下，今日是元宵节前一天，他们已不是我的朋友了……所以甜心，请你写信来，你知道吗？当我在黑暗中孤独地走在阳台中时，心中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