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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久地置于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了。
吕宗桢原本坐在车厢另一端，突然看见一个厌烦的人，慌不择路，挪到吴翠远的旁边。但那人还是看到了他，吕宗桢干脆把一只胳膊放在吴翠远身后的窗户上，让对方以为他搭上新欢而尴尬避开。
吴翠远有足够的理由反感这突然冒出的轻浮男子，然而她没有，她的脸上甚至有着忍不住的笑意，男人的轻度冒犯，会让女人发现自己的可爱。他跟她搭话，献殷勤，眼角的余光却在瞥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果然识趣地走了，从小说中抽身而退，把剩下的世界交给偶遇的这一对男女。
吕宗桢并不喜欢这萍水相逢的女人，她太白，太规整，跟他太相似，一个“好人”不会被另一个“好人”诱惑。但就算打发封锁的时间也好，何况还有另一种刺激—他发现，自己原来也可以“这样”，即使是对一个兴趣缺缺的女人“这样”。
他跟她抱怨他的妻子，痛说革命家史，但还是带出了心底的一点儿诚意来。又说他们银行里的人际纠纷，家里怎样闹口舌，他的秘密的悲哀，读书时代的志愿……无休无歇的话，可是她并不嫌烦。他发现了她的善解人意，她温柔的美，他看着她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吴翠远的脸红了，他们恋爱了。
吴翠远的爱，来自寂寞，吴翠远的寂寞，缘于她是一个好女人。她的世界，被一个“好”字包围着，像那城堡里的睡美人，必须等待着一个王子冲进来，把洁净的、无辜的她吻醒。但是王子不来，她也看透那只是个童话，周围的人还要让她自欺欺人地把公主扮演下去，她早就不耐烦了。
在公交车上，与一个来路不明的男子邂逅并恋爱，这当然是不好的，但不好的东西，是对那个“好世界”的冲撞，更真实、更生动、更有诱惑力。就像张爱玲曾经写过的单车上的少年，在冲向人群的一瞬间突然松开车把，人生的可爱常常就在那一撒手之间，吴翠远立定心意，要挑衅她烂熟的那个规整的社会。
他跟她要电话号码，她说得飞快，以此考验他的爱情，就在他手忙脚乱地掏自来水笔准备记下的时候，封锁解除了，电车当当当地朝前开去了。而吕宗桢一弹而起，就像他最初突兀地出现在吴翠远眼前一样，又突兀地消失了。
吴翠远以为他下车了，自顾自地想象下一节：假如他打来电话—就在这时，她看见吕宗桢遥遥地坐在原先的位子上，他没下车，和吴翠远的一场恋爱，只是封锁中的一个插曲，一个不近情理的梦，梦已经结束，他也该走了。
吴翠远和吕宗桢，都是凡俗男女，却不能完全收起渴望传奇的心，一点点不甘，朝着轰轰烈烈的人生的些微试探，成就了这场电车上的艳遇。然而，当时间的封锁取消，不再是那样绝对的暂时，而重新进入无尽的过去与将来时，他们也任凭红尘淹没，不做挣扎。
胡兰成跟吕宗桢的相似之处是，人到中年，渴望传奇，愿意在平凡时日里搅上一些浪漫，但骨子里是现实的。张爱玲准确地刻画出了这类男子的情态，胡兰成激赏的背后，是他的潜意识看到了镜中的自己。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2。江山，美人，荡子
胡兰成，浙江嵊县（现名嵊州）胡村人，父亲是茶叶店里的帮工，母亲是寻常村妇。在他的笔下，父亲豁达慷慨而母亲平静和悦，俩人闲时对坐小饮，举案齐眉，若一对不老的金童玉女。
他这话说得漂亮，但拨开华丽字眼，从字缝里看真相，原来他祖上也曾“阔”过，到他父亲这里开始潦倒，家中长年累月地欠债，直到胡兰成后来做了“高官”（胡兰成自言）才还清。
艰难生计里，金童玉女也是要打架的，两人打得从楼梯上滚下来。胡兰成说，他的母亲恼父亲，为的是父亲家里的事情不管，到外面去管闲事。说起父亲管闲事这一桩，胡兰成也有点儿啼笑皆非，说是叫人真不知道怎样说他才好，经常出力不讨好。
比如说吧，一个邻居打官司，胡老爹跑前跑后，倒贴旅费诉讼费陪人家告状，好不容易打完了官司，那位邻居的老婆却不领情，因为一场官司打下来，开销倒大于所得，那女人就很怨怼，嘀嘀咕咕抱怨个不休，胡老爹听了也无话，只有默然惭愧而已。
怪哉！胡老爹又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分明就是一个乐善好施的活菩萨啊，就算愚妇人只顾眼前利益瞎嚷嚷几句，他也大可以不放在心上，先贤早准备了现成的两句话“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胡老爹惭愧个什么劲呢？
如果我们只是把胡老爹看成一热心肠，那就是把他想简单了，他的惭愧，是因为冒充了一次“人物”。
胡兰成说，别人家打官司，为人家调和的人是由乡绅充任的，轿进轿出，鲁迅先生的小说《离婚》中，那位调和爱姑离婚事件的七大人，就是个实例。他的缎子马褂闪闪发光，脑门上也像抹了猪油似的发亮，更不用说手里把玩的那件珍贵无比的“屁塞”，成功地隔开了他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所以，他一个喷嚏就能吓得泼悍的爱姑心脏一停，他一发话别人不敢不从。
这种“管闲事”的调和人，是中国乡村社会民间自治中的一环，由有身份地位压得住阵势的人充当，胡老爹向往这样的角色，虽然没有金刚钻，也想揽那瓷器活，于是，这勉为其难的充任就带了几分尴尬，但他老人家却乐此不疲，难怪胡兰成他娘要跟他从楼上打到楼下来。
这样的一幕，其实可以入周星驰的电影，一个小人物荒诞的野心与辛酸。
胡老爹这类人物，我曾在乡下多次见着，虽然不无猥琐狼狈，但确实有本分人不能及的见识与胆气，他们的尴尬亦因心气和环境不能相容，若换一个出身，也许还真能干出一番事业。
胡兰成随他爹。读了几年书，胡兰成也不能像普通小知识分子那样，找个糊口的工作，谨小慎微地守着，辛苦着委屈着，一辈子过完了。一个“荡子”的志向要远大得多，他在杭州邮电局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薪水也尚可，却凭着年轻气盛，随随便便就与上司闹翻了。天下如此广大，世界有无限可能，他一路借钱做路费，由杭州，经上海，还到北京做了一阵子北漂，在燕京大学的副校长室弄了份抄写员的差使，后来又辗转于南宁、百色、柳州各地，做中学教员。
凭着一股劲，他从浙江乡下来到外面的大世界，野心时时蠢动，自卑忽而泛起，眼花缭乱的物质生活，传说中三头六臂的“人物”，化作风云万千，劈面而来，径直迎上去的他，是一无所有的。
在燕京大学，他很荣幸地认识了一个名叫卿汝楫的人，此人虽不过是个学生，但是一直追随李大钊，早早成了一个优秀的革命者。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此君的处境甚是危险，有事必须出校门时，胡兰成总是守在身边，想着万一遇上什么事，自己可以挺身相代。
听上去，胡兰成有热忱，大无畏，但我对于其真实性却很有些怀疑。多年后，他的红颜知己周训德受他连累入狱，他也说要挺身而出的，但思虑千百转，还是以一个无奈的姿势作罢。起初的激烈，与其说是慷慨，不如说他爱这种戏剧化的姿态，两条长袖一甩，可以让激情来得虎虎生风。
在意念中对这卿汝楫的“以身相许”，也有这种表演成分，牺牲小我，成就大业，历史的舞台上从来不缺少类似的戏码，而胡兰成生平酷爱各种舞台腔，弄个什么，都要拿诗词歌赋里的人与事做比。
另一方面，浩荡的江湖里，他是渺小的，渺小到只有牺牲才能吸引大众的眼球。他后来还跟卿汝楫说要刺杀张作霖，近乎大话欺人，就凭他这手无寸铁未经训练的文弱书生，即使张作霖就在眼前，估计也不知如何下手，所以卿汝楫只淡然道，那可用不着。胡兰成又说，我因佩服他，才没有舍身。他到底是否因此没有舍身且不论，一个初涉江湖的小青年的自卑与野心，在这样一番心理活动中却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些年，他如片羽飞蓬，在世间辗转，看人眉高眼低，贫困如影随形。20世纪30年代初，他妻子玉凤死去，留下一岁半的小女儿棣云，因付不起保姆费，小女婴患上了奶痨，葬在母亲身边。
就是在他出道之后—两篇文章被《中华日报》赏识，邀他出任主笔之初，口袋里也没几个大钱。续娶的妻子待产，他得充任家庭妇男，洗衣做饭加带孩子，蹲在后门口的风地里生炉子。好容易小儿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