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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铁？”郑朗差一点跳起来。史上王安石曾建议，放弃茶榷，也就是茶专营，朝廷获利不大，又动骚百姓，赵顼不肯，仍对蜀茶进行专营，又说了榷铁，王安石反对之下，没有通过。到了南宋，居然榷醋。
这肯定是不好的。郑朗道：“国家一年能产多少铁？价值几何？又有多少用于民生？不会超过一百五六十万缗，又能榷几何？宽夫兄，看看茶叶，国家茶叶一是来自东南，淮南、两浙、福建、两江、两荆、两广，还有一来自蜀茶，蜀茶三司统计是三千万斤，全国茶叶能统计出来的最少有七千万斤，一斤百文计算，市值七百万缗，专榷了几何？”
这些数据是无法准备确计算的。
郑朗估计全国产铁包括来自海外的平安监，不会超过八万吨，顶多四万吨用于民生，仅是铁价，也不过一百多万缗，绝不会超过两百万缗。当然，生产出来工具远不是这个价格，是其几十倍，但那又可以通过商税征收了。
至于茶叶与商税一样，同样是无底洞，比如郑朗这些士大夫喜欢吃茶，一年最少吃掉二三十斤茶，就连其家人每人也吃掉近十斤茶叶。普通人家也吃茶，吃的乃是那种一斤几十文的粗茶。甚至已经出现的不规范的更便宜的炒青。会吃，也会吃掉好几斤，况且还远销外国，西夏吐蕃回鹘契丹高丽倭国，以及大食与远方的欧洲，能统计出来的产茶是七千万斤，但郑朗琢磨着真正的产茶最少是三亿斤四亿斤以上，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为什么三司统计出来的只有几千万斤呢？不用问，与商税一个性质。许多是无论专营，走私掉了，或者冠冕堂皇的避税掉了。
茶榷在赵匡胤才执行时，未统一全国与南方，乃是四百万贯收入，比较平稳，后来统一全国，茶叶产量增加一半有余，为了不敛民，依然是四百万贯。直到西北出战，因为运费高昂，用官吏贪污严重后，宋太宗发明交引法，于是茶政败坏。到祥符时只剩下七十三万贯，林特改良，一度猛增到七百万贯。若是宋朝初年相比，还算是低的。此时茶叶产量最少增涨了四倍以上。但贫富已经分化生成，敛的仅是中小茶商的钱。迫于争议声，各地官吏松懈，萎缩成二几十万贯。
若加上官员成本，小吏成本，茶榷已经在严重亏空。
吕夷简与李谘改革，很伤很痛的一次改革，迫得一代名相自此碎步式的治理国家，心机也越来越深沉，几乎使国家在仁宗时差一点就产生分裂。郑朗于杭州推行通商法，仅是局部地区做一个示范。但未动几项专营，其他官员一再改良，到嘉祐二年恢复到一百九十万贯，内含四十五万贯税钱。这中间还有官吏兵夫与杂钱成本，实际真正收益很可怜的。因此韩琦、陈升之与吕景初发起改革，不彻底的通商法。改革后茶收入是一百一十七万贯，包括八十万贯税钱。对于朝廷来说，很难说是好坏，虽收入减少，因为通商法，朝廷人工杂费成本也在下降，实际收益差不多。对于民间，损害了部分大商人的利益，给中小茶农茶商一份生机。就看站在那一个方场了。
再到治平年间，因为吏政败坏，茶收入只有四十九万八千贯。
实际到了这时候，国家在茶叶上，将成本一一去除，已经再度出现很严重的亏空。
郑朗说完，又看着文彦博，心里想到，难道史上赵顼想到榷铁，是文彦博出的馊主意。
不过这不要紧，至少在经济上，自己发话，没有任何官员敢对着干。关健是文彦博此次伸出橄榄枝有多大的诚意。实际内心深处，郑朗也渴望文彦博“弃暗投明”。毕竟第三步瘦身改革会更轰动。
唐介来了，对文彦博是一次危机，但文彦博能做到与自己又重新站在一线吗？想到这里，郑朗索性直接问道：“宽夫兄，你我同朝多年，有话请直接说吧。”
第八百三十一章 文武三院
文彦博道：“榷铁不可？”
答非所问，郑朗仍然回答道：“是不可，除非对百姓横征暴敛，若那样，我最少有十种方法使国家财政增涨，立即将亏空弥补，但能不能做。若不能强行横征暴敛，无论是榷茶，榷矾，以及铁醋墨纸木材等，皆因获利少，榷一样，必须增加许多官员小吏，以及杂费，不苛民未必会为国家盈利，反而亏空，又给百姓带来不便。”
得利的只有一个群体，榷一场权贵们就增加了一样大型收益。至于百姓，更苦逼了。
“行知，除了改制与裁兵之外，还有何增源与节流之策？”
“暂时还没有想到。”
“若行知想到，我必配合，国家危急之时，存亡在此一瞬之间。”文彦博正色说道。
“好。”
酒菜上来，食不语，总之，这次会面，文彦博为了自保，伸出一些橄榄枝，可诚意远远不足。郑朗也释放了一些善意，然而心中芥蒂，并没有托底说出来。远没有皇祐合作时那种的亲密无间。
对此，郑朗并没有太失望。
彼一时，终非是彼一时。彼时文彦博心路与此时心路终是不一样的。这个心路就造成了他的行事风格。
越来越多的官员召回京城。
郑朗曾记得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绘画绣花，那样文质彬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
非完全认可，推翻了后又怎么办呢，老的权贵下去，不久新的权贵又产生，还是陷入一个死循环。并且郑朗在仔细回想，中国五千年历史，一直在这个怪圈子里，纵然一时间好转一些，但仅是一时之间，长久下去，依然在这个怪圈子里挣扎沉沦。
郑朗也不想扶持那一个阶级。
从这句话他只看到两个意思，一个是改革的残酷性，皇祐之治只能说是改良，而非是改革，真正改革很残酷的。
其次非是一人斗天下，乃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斗争。
所以这几个月很乱。
总体思路仅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赵顼与高滔滔，加上王安石与司马光，还有妻子崔娴，就这几个。一下子下放两千五百名京官，京官职位严重压缩，甚至郑朗率领着一千五百名京官，就将现在这种繁忙的吏政领手起来，产生紧迫感。让这两千五百名京官与地方官员斗。
利用契股的诱惑，政策的制裁，慈善会的德化，诱惑一批顶级权贵倒戈，让他们率领中小产阶级与顽固不化的那群顶尖权贵斗争。
下面真的很乱。
但不这样，这次改制就不会成功，不仅是改制，将免役法、商税、保甲法等等重新借机改良。
三月快结束，郑朗这才进谏一件事。
恢复祖宗家法的官员铨选制度。
赵匡胤认真分析唐朝败坏的原因之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自李林甫起才败坏的。若没有李林甫就没有后面一系的故事。这个论据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开元末年到天宝初年，乃是唐朝国力最强盛的时候，若再有二张姚宋那样的名相，进一步的调济，不放任胡人领几道节度使，掌握所有军政财大权，即便杨贵妃进入内宫得宠，唐朝也未必会崩溃。
于是对宰相分权。
用三司分掉宰相的财权，枢密院与三衙分掉宰相的兵权。
赵匡义仍然觉得不够，先后建立京朝官差遣院（后并审官院），京朝官磨勘院（不久后改称审官院），幕职州县官磨勘院（后称考课院）。审官院负责少卿、监以下考课、磨勘、注授差遣事务，分拟内外任使，设知审官院二人，以侍御名知杂事以上充任，下有若干小吏文书。考课院掌磨勘幕职州县官功过，引对黜陟，由吏部流内铨职掌，但与使部流内铨是分开的两个体制。这两院乃是主管京官与各州县文臣的。
还有一个三班院。
三班院勾当院官无常员，文官自两制以上，武臣自诸司使以上充当。属官有主薄，还有十一名吏人，公别为勾押、勾押官一人，前行二人，后行七人。有三个职责，负责统计使臣名籍，考校磨勘使臣，均使臣任使。再说白一点，就是与枢密院一道选授宋朝武臣，分卸枢密院的任武臣权利。
宰相也有选授官权利，就是那个吏部流内铨，增此三院起因乃是田锡，上奏批评道，“今有司指挥，多以札子取圣旨（将宰相的批注当成圣旨），官员拟注，必须引见敕裁。”
意思是说宰相选授官随随便便一道札子就通过了。这是不对的，应当与吏部内流铨详定后，再交给皇帝批阅，然后交给两制审议后写成正式的敕书，才能防止相权扩张。
但这是不大可能的，全国有多少官员，即便赵匡义时，一年铨选黜陟的官员也有近千人，难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