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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都重视武器研发，还有军校——武学。民间习武的气氛也很浓厚，弓箭社、马社、刀社、万马社彼彼皆是。武术更是宋朝常见的娱乐活动，比如角抵、使棒、舞刀枪、舞剑、射弩、举重，甚至有妇人穿着大背心大裤衩子，在街头公开与男人摔跤比赛。有些士大夫们还有着一身好身手，比如前朝贤相王曾就是一个武林高手，若打架，一个王曾能放倒十个郑朗。武术也在宋朝发扬光大，甚至在前期柳开、陈尧咨等士大夫愿意自动转为武将，投笔从戎。
之所以看上去重文轻武，一是宋朝缺少骑兵，数次大败，用兵成本又高，形成的内敛格局。二就是士大夫打压武将的权限，自赵祯朝始，挂帅的非是武将，而是士大夫、外戚、宦官，有武将，武将在军中仅是一个傀儡。
但这个问题郑朗也不好说明了，那么会成为文人的公敌。
因此只说一个平，让大家自己反思去。
又举起第二个字：正。
“何谓正，从一而止，一为天下定于一，天下一统，止则是止步，故正原义是谓征战止步天天下统一之时。战争来临，将士惨战，家人破离，百姓疲苦，故真宗陛下体恤百姓，那怕契丹大军已困在河北，也不惜屈辱地与契丹搭成和议，仁宗陛下虽多场大捷，依然与西夏拿出钱帛和解。可实际效果呢？西夏人反反复复，朝廷不得不在陕西驻扎大量军队。契丹虽比西夏好一点，庆历战争勒索我朝增加岁币，改献为纳，熙宁大旱，再次勒索了河东大片闲田地区。朝廷不得不在河东河北驻扎了大量兵士。非正！”
和平是好事，可这个驻兵，同样害苦了宋朝的百姓，宋朝的经济。
因此这所谓的花钱买安，也不是一个好方法。
“我朝西有西夏，西夏过后还有回鹘，就算灭了西夏，与回鹘未必能太平相处，况且吐蕃高原上乃是人间不可攀登之途，西南有大理，南方有交趾，辽东有契丹女真高丽，海外有倭国，北方更有契丹与漠北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即便是汉唐花费了无数人力钱力，也只能做到国力最盛时短时间的征服。想要融兵器于九鼎，放马于南山，那是不可能了。但是征服了西夏，西方无强敌威胁。若在条件允许下，再收回幽云，北方门户关起。那么兵费将会减少三成以上，甚至四成，若是我朝政治再象现在这样清明，国家继续产生大量盈余。两税就可能会全部免去，甚至放开盐酒专营，去除各种杂税，降低商税。如国库有充足的积余，可以轻松地倚据关墙之险，退可守，进又可以不苛民的反攻，到了那时，才是我朝的正，才会接近夫子所说的大同境界。”
郑朗又重重地说了一句：“伐夏，仅是以正我朝的第一步！”
第九百二十一章 林花谢了春红
郑朗这个正说得也有些偏颇，就是拿下幽云十六州，也不能就说北方没有了危机。主要还是内政，若非赵佶与蔡京，就是女真人崛起，宋朝也未必会灭亡。内政才是主要的。并且边境不告急，也不可能做到免去所有两税，甚至连两大专营都免去了，还能降低商税。
这只是郑朗为了以后宋朝有一个梦想，构画的大饼。
不然就此满足，宋朝还会走向衰败。
至于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收复幽云十六州，郑朗没有再说了，随着话音一转，说道：“陛下，臣临行前还说几件事，一是教育，爱国教育。以前老臣读史书，常常疑惑五姓七家为何凌驾于皇家之上，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资源与教育。五姓七家掌控着庞大的资源，包括各种书籍与教育人才，唐皇室为了维护国家稳定，特别是安史之乱皇室衰微之后，不得不重用五姓七家的人才，然而这些人才自幼成长与得到的教育，皆是自己家族给予的。因此他们将家族的利益排到了第一位。”
余下的不说。
宋朝没有五姓七家存在的土壤，但也有许多家族，包括士大夫家族，外戚世家等等。
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列于朝堂上，也因为这个原因，不可能将家族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下。
郑朗话音一转，说道：“故老臣以为，朝廷以后可拨出一些款项，兴修学堂，资助贫困子弟入学，并且加强他们的国家至上理念，那么会有更多的范仲淹出现。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只有更多的士大夫将国放在家、家族之上，忠于国家，国家才能永久不衰！”
有些人脸上略略变色，但不能否认。
赵顼却额首。
郑朗未挑明，又转向另一件事，又道：“陛下，臣说的第二件事就是分权与专权。”
在这里郑朗说得似乎比较轻巧，但可是一件了不得大事件，那不是分权与专权，而是集权专政与民主监督两种制度。
若说封建社会的一些思想，在宋朝还不是很落后的，至少国家还需要强大的力量，以及君王的名份，用此维护国家大一统。但自宋朝起，也开始渐渐落后，包括宋朝的主动分权，重重掣肘架空，都是一种进步的伪民主体制。
但不是很成功，它的目标也仅是为了防止权臣产生，因此思想上也不是那么地先进。
郑朗自少年时就在想找一条出路，后世有两条出路，一是集权专政，二是民主。但认真的分析后，各有各的缺点，各有各的优点，集权专政无疑是贪污腐败的温床，长久执行下去，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会出现各种不公平的现象，但它办事效率很高，这是民主制度不能拥有的。民主制度监督更完善，不论怎么说，若是同种同族情况下，人权上肯定优越一点，但办事拖沓，而且政策很难有延续性，同时想执行真正的民主，需要很高的条件，否则后果比东施效颦更糟糕。
因此郑朗想寻找第三条道路，如他在河湟执行的蕃候官员议会制，就是一种更大胆伪民主的尝试。但越想越糊涂，其实宋明已经实行了一些伪民主化制度，但是两个国家呢？清朝汉人士大夫连一个奴才都不如，但没有洋人入侵，有可能清朝还能存在一两百年。
若他真找到了，那么可能会超越孔子，成为中国最大的思想家。
找了一生，没有找到，却发现了一个真相。
真理非是在民主与专政上，而是在易经中。无论民主或是专政，它们只是阴与阳的区别，前者是将权利分化，以便形成相互监督，后者是将权利集中，以便减少掣肘。只不过一个民主一个专政，将它们具体化与细节化了。这才是它们的本质。
一味民主不行，一味专政更不行，实际郑朗已经在做了，进一步的分权，包括割去宰相的部分权限，以免国家出一蔡京张京，马上使国家走向衰退。同时将各部司权利明确，使各部司权利与职责相对而言集中化。又设立了一些部门，加强了监督职能。还有防止各部司独立，妨碍国政，扩大都堂会议的规模，以便各部司纵相了解，更好的处理政务。
但也不能说它就是最好的办法。
首先各部司职责比以前更明确，也许权利增加了，但也不能扯皮了，再加上增加了监督体制，做事更难。特别是两府与三司。自己在朝堂利用强大的威信调节，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若自己不在，弱执的宰相必呆不长久，强势的宰相为之烦恼，必一步步象王安石与韩琦那样再次将权利集中。
但权利集中更不好，易经重阴阳调节，制度也是如此，集中权的国家必须重监督，减少不公现象，公权重的国家必须重视行政延续性，减少种种掣肘。
在宋朝那怕出现所谓的伪民主机制，也不能忽视监督体制，但得将它们职责说出来。
于是在离开朝堂前，郑朗索性将这个问题讲清楚。当然，郑朗不会说民主，民做主，皇上往哪儿搁？所以只说分权与专权。
赵顼道：“郑公，请说。”
“陛下，专权是权利集中，容易产生权臣误国，又因缺乏监督，官员胡作非为，社会不公，若君明相贤，国家大治，若君昏相邪，国家迅速灭亡也。因此祖宗对各臣职权进行了层层掣肘，进行相互监督。然而说黑白容易，说对错何其之难。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人性的复杂性，以前老臣与范仲淹有过一番谈话，老臣说人性怎能用黑白来区分，正如同天下的颜色，有赤有橙有绿，这才构成了世界的光彩。人性也是如此，如果用一个单纯的善与恶，黑与白来区别，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正因为人性的复杂性，所以人才是万物之灵。臣为分权与专权考虑了很久，也在改制中实行了一些条例，但世上没有单纯的颜色，更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特别是都堂会，老臣扩大它，是为了有一个横向了解，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