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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申不知从哪一个江湖术士弄来的法门，用药化铁杂铸，铜居三分，铁居六分，恰恰相反将原来的铜钱成份颠倒过来，原来是铜居六分，铅锡居三分，所以宋钱精美。
还有一个主意，任布请铸大钱以一当十。朝廷下令其议于三司合议，程琳考虑一下，说布用大钱，是诱民盗铸而陷之罪，唐第五琦尝用此法，讫不可行。申欲以铜铁杂铸，理恐难成，姑试试。
这个进谏很合理。
宋钱铸就精美，造价超过它的实值价格，所以民间不会有私钱。然而一旦以一当十，钱比价贵上几倍，民间必然谋之。不要说用法律，如果法律能公平执行，郑朗筑圩时都不会拐那么多弯子，朝廷诏书不准筑私圩的，谁敢筑，一律毁去，不给任何赔偿。那行么？
只是许申这个方法若成，还能管一点用。并且以铁居多，钱流通到民间，也没有人会私下融化为器。但程琳也不相信，用了姑试之三个字。
何必姑试之！
不用铜，还是铜钱吗？孙祖德气愤地说，伪铜，法所禁，而官自为之，是教民欺也，固争，出知兖、州，正是好范讽出知的地方，有没有其他的预示？
这么荒诞无稽的提议，朝廷居然真的试验了，未成，未成就有了过错，于是许申自请为江东转运使，再到江洲铸百万缗，中外知其非成，可是赵祯一意为之，于是不作声。最后不成功。
说到底，是一个认识的问题。
事情传开，引起轰动。
连郑朗去了府衙当值，也有小吏问。
郑朗不置与否，传得有些邪，不全部是坏事，全州百姓一起被自己绑上了战车，但大多数人还没有看到自己的获利，却付出了劳力，或者财力，此事疯传，让他们对自己抱有一些信心是好事。
坏事是会引起一些后果，期望过高，会使种籽流失。只好下了两条命令，一旦这些种子收上来后，全部推广到祐民圩，景民圩十几万亩地，满足不了。
用圩堤再次构成一个小封闭圈，并且这些百姓都是第五等户，眼下他们是穷得发疯，只要有机会，都不要命了，能保证精耕细作。产量跟上来，也能稍做进一步的进化。
从祐民圩的粮食中，提取更优良的种籽，推广到全州。再从全州向其他邻近各州推广。
又派两名小吏在江洲夏粮快成熟的时候，常驻哪里，不准任何人将夏粮高价售出他处，否则强行从江洲上出之，撵到其他江洲上继续过以前那种捕渔生活。
想要大多数人获利，还是很遥远。
但一件又一件的事发生，让许多百姓看到希望，看到了远大的前景。
春天到了深处，桃花水来了，河水涨了涨，但对于两个两圩来说，连护堤都没有蔓上去，何来危险之说？
各州官员听了心动。
谁不想要政绩？
有许多官员与崔有节一样，纯是打酱油的，眼前就是一个功劳，能不能升迁就看自己是否抓得住，先抓住的才有政绩，人家全部推广出来了，自己再抓，有何政绩。
又要求参观。
有的官员精明，隐隐看到皇帝似乎是一个好说话的主，只要上书次数多，必然会同意。抱定这想法，一份不够，两份，两份不够三份。
甚至有人要求分一些种籽过来，大家都是宋朝官员，为了朝廷，不能抱有一州一地的观点，你不能下那条禁令，好处要大家得……
……
到了朝堂。
此时朝堂却是最有作为的时候。
吕夷简有王曾这个二把手，很是悲催。
机会难得，吕夷简就范讽的事，将范讽一干好友，包括最能搞怪的石延年一起黜削。李迪不服气，又将另外一件事翻出来。说吕夷简私交赵元俨，以门客僧惠清为守阙鉴义。吕夷简不服，赵祯让胥偃与张传问讯，一查，当时鉴书时吕夷简以斋祠不预，只有李迪在中书里。两罪并一，故李迪贬。过了好久李迪才想起来，主意是吕夷简的主意，李迪没有反对，行了文书。
宗室与大臣是井水不犯河水，可井水多少会给河水的面子，河水也会给井水的面子，比如允迪求高衙内为一小小的主薄，诸位大臣能不准？赵元俨说惠清当小小的守阙，能不准？
也是潜规则，不能揭，李迪揭开官场上的游戏规则，是屈了理。并且他很怀疑吕夷简是刻意这么做的，挖了一个坑等自己跳下去，只好悲怆地说，吾自以为宋璟，而以夷简为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哪里的话！
宋姚当年也不和睦，两党同样有争执，只是两人虽争，没有耽搁政事，这才史称为名相。
宋姚能共存于朝么？
不过这件事翻将出来，赵祯心中起了忌惮。
八皇叔啊！
万一这群无法无天的大臣起了歹念怎么办？
吕夷简转眼间想到这个过节，冷汗涔涔，又不好辨，陛下，相信臣吧，臣对你的八王叔没好感，又不能上门寻赵元俨闹事，悲愤之下，只好做事，拼命的做事情。
但他做得越多，有一个人越恨。
看到郑朗的奏折，吕夷简批了，虽每年国家会少得几万缗钱的钱物税收，可是几千顷的大圩出现，以后会成倍几十倍的将损失补偿上来。
织女本来就是郑家子废物利用，当时放又不大好放，给了郑家，让郑家去妥善安置。
郑朗不将张家庄大作坊还给朝廷，朝廷也许有言臣哼哼两声，又怎的？到江南也是为朝廷谋利，吕夷简更没有意见。但若出了问题，这些事，会一一抖出来，郑家子有的受。
但他最大的危机也到来。
赵祯说范仲淹治苏州水有功，召回京城。
早不召晚不召，这时将吕夷简最大的一个敌人召回京城做什么？
大约是顾虑到吕夷简的想法，赵祯只让范仲淹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
但诏书下达后，别人不会这样想。
天章阁原来是宋真宗拜大神时盖的，后来用于存放一些私人物件，直到宋真宗死后，才有了一丝神圣的味道。于是官职由它来命名，但权限与职务很小，小得没法看，天章阁待制说白了，就是皇帝侍从，跟班的。
范仲淹下放前就是右司谏，又有治水大功，官职不升反降，只成了一个小小的待制。该死的，我不盯你，你也要盯我。不过也好，做人就要这样，恩怨需要痛快一些。
带着这样的心理，范仲淹一路风尘朴朴的从苏州往京城赶。
就是一个小小的范仲淹，让吕夷简忙得一片鸡飞狗跳，吸取上次范仲淹大闹午门的经验，吕夷简先将台臣官员换了一批，其中还塞有自己的亲信进去。
又提拨自己一批亲信进入各个部门。
说他做得对，也不对，做宰相就要有一颗公平的心，只要你品行端正，何必怕人说闲话？但真是如此？郑朗品行不端正？为何一次又一次，有人说他是未来的奸雄？
因此说他不对，也对，想做事，没有一批亲信在下面支持，根本做不成功，光是掣肘，就能将一件件实事耽搁了。况且王曾，况且范仲淹。
想要这些人跟自己转，要不要给他们升官。为什么太平州官吏跟着郑朗转，正是因为政绩！性质差不多。
可他越提拨亲信，范仲淹越恨。
范仲淹越恨，吕夷简为自保，为顺利办事，越提拨亲信，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使这件事向着一个无法预测的方向发展。
两派在斗着心思，倒也快活了两个人。赵祯看透了，为求平安，下诏修乐修书，士大夫们一起举手赞成。这才是朝廷应当做的，文人们的天堂到了，被赵祯指挥着团团转，不累不苦，不怨不叫，皇帝在做正事。
至于赵祯不再每天视朝，不关心救灾，不关心难民，不去整治军队与土地，根本没有大臣去管去问。
那是百姓是民，俺们是人是士大夫，民应当由人来统领来支配，不能与人平起平坐。在这种消积的态度下，国家实际耕地面积达到近七亿亩，真宗时统计上来的数字是五亿多亩，只是几年，到了户部耕地面积只有两亿来亩，三分之二被隐匿了。
但大臣们高兴，赵祯换来了短暂的平安。
郑朗也快活，因为朝堂之争，朝堂修书，他在太平州折腾，不会有多少人盯着他。一旦被这些人盯上，很可怕的。
吕夷简收到这些知州的奏报，什么乱七八糟的说法都有，有人说百姓传言是神迹。吕夷简很无语，什么神迹，郑家子除了孔孟，什么神也不信，但太平州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朝廷派王昭明过去，写了一份奏折，这份奏折写得很“老实”，连东西两府的几位相公皆认为有理，至少在江东圩事上，它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不过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得到汛期看圩堤安全如何，到了秋收上来看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