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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
“任何事只能理论的接近完美，包括我在太平州，同样有弊端。范仲淹这样的分配，必然产生大量官圩，皇帝心软，很有可能看到是官圩，于是赏赐给大臣，害了百姓，误了国家，所以臣当初在太平州时，努力地将所有圩田分给私人，让它成为私圩，正是杜绝这种滥赏。”
孙内侍苦笑，不但是杜绝，连郑朗自己带头谢绝了陛下的美意，绝赏圩不受。
“其二成了官圩，虽是一策，那是圩已经量出来，可以后会有更多新圩，那么会谎报耕地面积，以惠大户。范仲淹在，情况会好一点，然而他一去，官圩必然会成为官员与大户勾结的最丑陋场所。因此，以臣之见，国家还要制订条例，隐瞒圩田者，当以重罪处罚。至于京城诸多告黑状的事，你对陛下转告，陛下若连这些黑状都相信，不杀郭劝，臣以后不会在边事发一言。圩是臣所开，若圩田未为国家得利，百姓受益，臣将杭州这件事办好，以后立即退隐回乡，终生不在为官。”
富弼再次苦笑，刚才将君子党们贬得一无是处，可现在又用一生的仕途力保范仲淹。
为何？
但很快郑朗又说道君子党的事，道：“上月初，陛下戒群臣勿得朋党，此举非有错也。又，李相公进言，近岁风俗恶薄，专以朋党污善良。盖君子小人各有类，今一以朋党目之，恐正臣无以自立。更是嘉言。朝廷可以拥有不同的政见，还可以争论，这是一种良性争议。比如我们站在这里看西湖，是一景，站在对面栖霞岭上看西湖，又是一景。每一人的思想不同，认识不同，想问题也不同。故我多向他人请教，包括妻子，学生，官吏，工匠，农民村夫，各行各业，听他们的意见声音，再想再思，然后再举政，即便这样，还不断地出现错误，不断地纠正。这种争论的过程，也是一种良性竞争的过程，一种完善的过程。夫子说三人为师，况且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可一旦结党，事情会很严重。不管是什么党，它都是党，排除己见的利器。君子党以范仲淹为首，还不是大恶，一旦奉李林甫那样的人为首，会成什么？国家立即颠覆。然而识人之难，谁个不知？次之，说易行难，一行便有非议，富兄你也来到杭州多时，能不能做每件事，都让每一个满意？一旦朝堂上只有一个声音，就象天地只有太阳白昼，没有了星星夜晚一样可惧。而且君子党们好，或者吕党好，越来越专横，只要不同意者，便是小人，便是敌人。我做事已经很周全很小心了，同时也很努力，却也成了某些人的小人行列，一次次的攻击。我虽不是君子，但成了小人？奇怪来哉。”
孙内侍同样摇头。
富弼无言。
是石介干的好事，什么人能攻击，可不能攻击郑朗啊。
“你对陛下说一句，只要敢结党，敢提党，提一次贬放一次，无论任何人，包括时局艰难，若吕夷简继续向以前那样勾结大臣，成了暗党，同样不得重用。朝廷如今什么都缺，唯独人才不缺。就连内侍之中，也有张惟吉、蓝元震、孙全彬这些能宦。”
孙内侍突然脸红起来，嚅嚅道：“郑知府，孙全彬正是在下。”
“是你啊……”郑朗咳嗽了好几声，这真闹了一个乌龙。
富弼也看了孙全彬一眼，此人为赵祯使南海时，一路察所过州县吏治民俗，回对以公，得到君臣一直好评。陕右群盗杀凤州巡检，又派出此人前去立即将群盗剿灭，当值郑朗夸奖。
但此人大放光彩的是在以后，无论在西北，或者岭南平叛侬智高之乱中，表现皆很突出。
郑朗自潮地说道：“所以我说国家不缺人才，连陛下垂询臣，也遇到一个能宦，看看杭州，聚集了多少精英。”
不但朝堂大臣，在西北一旦战役打响，又出了多少武将？
有的将领英勇智慧，丝豪不亚于任何朝代的名将，不过在宋朝悲催的制度下，于是一起悲催。
继续说道：“我不但指吕夷简，包括范仲淹，继续同意一些君子结党，围绕在他身边，那么继续放在外任，比如眼下的江东转运使，或者他职，不得进京。”
至于那个庆历新政，不要当真，一场闹剧罢了。倒是王安石发动的熙宁变法，真要做得小心一点，倒颇有积极意义。
富弼又拽了郑朗的衣袖。
郑朗道：“富兄，为什么我这样说，二十年后你便知。”
眼下富弼肯定不知道的，他不反对君子，但反对现在君子党所谓的君子，更反对这个党。
“两位，我只带个话，你们别争。”孙全彬立即阻止，在君子党当中，富弼同样是一个骨干分子，所以朝廷一些人有意将他放到杭州，就想郑朗薰陶的。可不能因为自己，导致两人反目成仇，那么影响了另一件大事，未免不美了，接着说道：“陛下，还问李用德的案情。”
这件大案也传到京城。
与李用和无关，两人除了同宗外，几乎是八代也找不到关系，但毕竟是同宗，这时代宗族也是一种认可的关系，出了这档子事，李用和在京城也感到尴尬。郑朗迟迟不判，越拖李用和越是尴尬。
“你对陛下说，案子未决，是臣没有查出来真正的凶手。”
“不是李用德？”
“可能会是，可能会不是，但李用德必死无疑，他作下的罪孽太多了。不过陛下问了，正好有些事，臣也要向陛下说一声。第一，这个案件，是怎么查？”
“怎么查？”
“是深查还是浅查？”
“有何区别？”
“浅查臣仅查真正的杀人凶手，深查，那么将相关的私盐贩子，以及亭户与勾结的官吏一起查出来。”
“郑知府，当然深查，盐乃朝廷最重要的收入。”
“孙内侍，你恐怕还不知道，若深查下去，从亭户，到私盐贩子，到船夫，到官吏，有可能会牵连到一百多个州府，几百个县的官吏，无数商人，不要在全国，仅臣在杭州取证，足以让明年几千个人头落地。”
“怎么会？”
“为什么不会，朝廷都盐院统计一年产盐是四百万石，但臣斗胆说一句，实际的产盐最少是六百万石。”
“两百万石？”孙全彬吓了一跳。除去运费、管理费用、官吏支出、损耗，一斤盐为朝廷谋利十文，一石盐最少两千多文钱没有了，两百万石，这是多少钱？实际不能象他这么算，朝廷不可能得到所有盐利，比如在赵祯朝，解盐所获利是两百八十几万贯，加上淮浙盐，总收入也不过八百来万贯。大多数钱不知道哪里去了，宋徽宗时蔡京敛财，盐利忽然涨到四千万贯。来得古怪，消失的得古怪，这滩子水浑得不能再浑。
“是啊，臣说的是最少的数字。比如在杭州，不用船装运，力气大的，用一根扁担挑一挑，两百斤盐挑出来，走一个十里八里地，就是好几贯钱。朝廷就是用灭三族的法令镇压，能不能弹压起来？但臣刻意看过盐场，却有很多问题。比如亭户，全国七千来户，计一万丁，却担负着几百万石盐的生产，国家近千万缗钱的收益。然而你看过亭户生活没有？”
“没有。”
“问题啊，大大的问题，朝廷仅付亭户每斤盐三文钱，试问你有没有食用过三文钱一斤的食盐？这且不算，国家还要征两税，与杂税，甚至官吏贪墨，亭户限制了人身自由，杂税比普通百姓还要更重。甚至祖宗法制，赐其牛与盐具，也要征钱，牛死了继续征牛钱，具用坏了，能征几十年，亭户自己买新具，也要征钱，说是国家所出。以前我经常说陛下仁爱，可不能到盐场看啊，一看，我以为来到秦朝。”
“这么严重？”
“你不相信，改天我让家中谦客事你去盐场问一问，盐场随你指定，那一个盐场都是如此。一个亭户每年为国家创造几千缗钱的收益，可他们自己却欠了朝廷几十贯，甚至几百贯的债务。我不懂了，知道国家财政紧张，可为什么连盐户也要敛？几千户啊，一年能敛出多少，是三万贯，还是五万贯？陛下在京城要进行大郊祭吧，不知道会花几百万贯。郊祭还没有开始，元昊要谋反了。陛下想的是什么？”
“……”
“亭户是什么人，他们不是人，是国家的牛，猪，狗，奴才，就是陛下养一条狗，还要赐一两肉食，为什么要这么敛？你对陛下说吧，放吧，一年只是几万贯的收益，哪里省一省也就出来了。从现在起，不得对亭户征任何税务。只要他们日子过得下去，有杀头危险，许多亭户就不会挺而走险，以身试法。这是从源头杜绝。”
“能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