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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杨瑞
译者：叶安宁
1 北大荒的纪念
1981年我离华赴美之际，直想把我们这代人昔日做过的梦通通抛却脑后。这些我们从父辈那儿禀来的梦，当年曾使我心血翻涌，热泪长流，而今却已化作一堆恶魇。踏上美国的土地，我发誓要翻开生活的新篇章，让旧日的恐惧、愤怒和锥心的悔恨随风飘去，化解人我之间的防范与隔阂，在麻省这座美利坚的文化大熔炉中再造一个新我。但不久我就发现：这愿望不过是另一场美梦。
往事殊难忘怀；就像我在凌晨3点会不由自主地醒来，那是我70年代初在东北养成的习惯。梦回时，我浑不知身系何乡。空气中的寒意使我想起了北大荒。慢慢地，惨淡的夜色渗人帘拢，涌上心头的是阵阵忧虑。
我离开中国时被迫无奈改换了J－1签证，因此我毕业之后必须回国工作两年。这规定使我根本无法和世界各国来的留学生平等竞争，在美国谋个好职业。
我还听说不久前中央情报局曾派人来麻州大学调查我，当时我们系主任是位浪漫的左派诗人，他不但拒绝回答特工人员的问题，而且指着对方鼻子让他们从大学滚出去。听了这话，我不胜懊恼，又不便对人言说我其实私心希望这位教授能为我美言几句，好让我从此免受中情局的青睐。
在社交和文化上我觉得自己简直是格格不入，在此后的岁月里，任我多么努力，也永远难以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只能做一个孤独的边缘人。
一向心高气做的我有时简直对自己全然失去了信心，甚至怀疑我的头脑是否天生不如别人。
连绵不断的忧思明白无误告诉我此时此刻身在异国他乡。再造一个新我谈何容易！前途既如此渺茫，过往的回忆，尽管时时使我愧悔，倒又显得实在。
于是我任思绪回返故国，回到北大荒我打夜班的养猪场。对一个在伯尔尼、日内瓦和北京娇生惯养长大的17岁的女孩来说，打夜班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头天我先得跟其他人一样干足10小时的活儿，把猪群赶到草甸子上去放牧，回来再喂它们饲料，清扫猪圈。天擦黑，同伴都放工回村吃饭休息了，等最后一个人一走，我就只能孤零零与几百头猪为伍。我的任务是保护它们在夜间的生命安全，外加把它们打起来三次——午夜一次，凌晨3点一次，天亮又一次——逼它们在圈外〃方便〃，免得这帮家伙把自己的〃卧室〃弄脏。
在这样的夜晚，我手中的马灯织出一个昏黄的光环，闪烁晃动在北大荒无边无际的黑暗里，四面都是大片的沼泽。天风呼啸，月色惨白，有如一个鬼魂在漫游。猪号周围的草到夏天长得有一人高，觊觎猎崽的饿狼常常躲在草丛里伺机进犯。窗外，我的狗在夜半会象狼一样地厉声嚎叫，引得村里其它狗和它们遥相呼应；又或者呼应的根本就是驰过荒原的狼群，我着实分不清究竟是狗群还是狼群在这磐石般的黑夜里引颈长嗥。
冬日来临，长夜漫漫了无尽头。下午4点我就得点起马灯，直到次日9点。户外的平原积雪茫茫，总有二尺多深。第一场大烟泡刮过之后，猪场茅屋的南边就会形成一面坚硬的雪坡，坡顶几齐屋檐高，整个冬天都不会完全融化。午夜后的气温往往降到零下40度，只要一出屋门，朔风扑面，妈妈给的那件厚实的羊皮大衣立刻变得像一张薄纸。
有时暴风雪笼罩着整个地区，我就会想起老乡们讲的故事：有些人在风雪里转了向，恐惧使得他没命地狂奔，跑着跑着终因体力耗尽倒在雪地上，长眠不起，他们的尸体被冰雪封存，颜色如生。来年4月，如果狼群未曾光顾，人们还能在荒原上再度见到这些失踪者的遗容。
还有更倒霉的。有时遇难者距家门仅数步之遥，但因漫天狂风暴雪打得人睁不开双眼，辨不清东西，这些人明明觉得在往前走，其实却在一个地方打转，当地人称之为〃鬼打墙〃。此时，若无他人及时援手，迷途者难免死路一条。
我独自打夜班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的尽是这些怪异的传说，耳边猪群的鼾声气势恢宏，此起彼伏。我右手持鞭，左手提马灯，在猪圈间巡行。贴身的衣兜里还藏了把锋利的剪刀，这是用来防身的最后一着。
当时我虽只有门岁，也还没天真到居然相信一旦被袭击，剪刀就能救我一命或保我清白。但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别的法子呢？我曾经想过放鞭炮，这倒是个高招，但如何保证既不让鞭炮受潮，又能在情急之下点着它，我实在想不出个好办法。
猪号茅屋的墙上不知谁留下一面锣。我冲着这面锣开心了一阵，琢磨它能派上什么用场。村子里离猪号最近的房子起码也有一里多，由于天气寒冷，这儿的人即使在大夏天睡觉也关着门窗。严冬时节更是把木屑填在两层玻璃窗中间保暖，也就是说冬天的屋子几乎处于全封闭状态。要是夜里猪号真出什么事，敲锣打鼓放鞭炮都无济于事。所以我最好面对现实，别抱什么幻想。
其实我若一开始不主动请缨，谁也不会让我来猪号打夜班，我也就用不着伤这份脑筋了。在我来猪场以前，这儿从没人想到女人还能在猪号打夜班。到了1969年，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男劳力不够了，我便向猪号的陈头儿自告奋勇说我也可以参加打夜班。这话开始他听了也没当真，后来他弄明白我不是在闹着玩，便上下打量我，好像他以前不认识我一样。
说起来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自告奋勇了。1968年夏我就自愿不留北京而来到了北疆。当时我之所以决定这么做，是觉得城乡差别对千千万万的人太不公平，为什么我和我的同学们生来就享受中国所能提供的一切上佳待遇，包括在大城市生活，进重点学校，用一流图书馆，逛各类书店，参观博物馆，以及假日去公园游园和观看各种歌舞戏剧演出，而另一批年轻人只能在穷乡僻壤自生自灭，永远得不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新中国理应人人平等。我们若真立志改造社会，便须先从自己做起，放弃我们已有的特权，把进城上大学的机会让给贫下中农的子女。至于我们自己，则应到农村去艰苦磨炼，一如革命战争曾经磨炼了我们的父母。最终我们定能消灭中国的城乡差别。我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来到乌苏里江边一个叫做凉水泉的小屯。
来凉水泉不到3个月，我又自告奋勇了一回，要求去最脏的猪号工作。这回我是打算向自己溺战，因为从小我就习惯住整洁的房子，用干净的盥洗设备。我所做的恶梦中最让我恐惧的莫过于被劾稠腥臭的粪便所围困。一脚踩下去，热烘烘的大粪渗透鞋帮，蒸腾的臭气令我几欲晕去。惊醒时，周身都是鸡皮疙瘩。
在我看来，这种折磨比革命先烈所受的严刑拷打还要可怕一百倍。我知道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属于剥削阶级无疑。中国的农民历来以大粪为肥料，喜欢它还来不及。所以我认为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去猪号工作是最好的办法。
打夜班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自告奋勇。此后我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快的规律：不论在哪个单位，当你第一次站出来自告奋勇时，领导会惊讶地表扬你，但随即，自愿便成了义务。他们觉得这是你分内之事。更糟的是领导会利用你的榜样，对别人施加压力，让人人都成为〃自愿者〃。几个月后，猪号里所有女职工都〃自愿〃参加打夜班了，可我知道她们中好些人是出于无奈。我开始后悔，觉得我这么做实在有点对不起大伙儿。
事实上我真正悔不当初是在1971年夏，老眯子打夜班出了事的时候。老眯子是当地老乡给猪号的一名哈尔滨女知青取的外号，意思是说她的脑子颇有些迷糊。像多数北方姑娘一样，老眯子长得高大丰满，18岁已发育得很好。一天晚上她在猪号打夜班，事后谁也不知道那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第二天老眯子对村里的人说老陈把她给强奸了。
出事时正赶上我第一次回家探亲。等我从北京回村时，老眯子已经调走，调到一个极远的农场去了。当时领导常采取这种做法，说起来还是为她好。不过因此我一直都没机会听她本人讲起这件事的本末。
我听到的都是些不胚而走的流言。猪号的其他女知青告诉我，老眯子那几天哭得很伤心，一边哭一边反复叨叨：〃这我可怎么办呀？我没脸见人了。我把我爸我妈的面子都丢光了，以后还怎么做人呢？我不想活了！〃
村里的老乡们则说这事不可能是强奸，老眯子准是当时半推半就而事后又反悔了。理由呢？老陈的又不是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