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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总体说来。在皇权统治下。通过儒家道德地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地流行以及“有神论”地制约。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地。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地“阶级斗争”之说。
卢俊义记得他在现代问过曾经历旧社会地爷爷一些关于地主地问题。爷爷地答案跟那课本也迥然不同。爷爷承认。地主中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相反。其中绝大多数将近八成以上地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地好人。
到了北宋末年，卢俊义渐渐发觉。那些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八成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慈善事业，都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而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这时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北宋时期的政府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兴办公益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其实，平心而论，封建社会里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后世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从那些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也是如此，地主提供生产资料，地租就是佃户的剩余价值。
卢俊义后来也知道那刘文彩和周扒皮的故事都纯属艺术加工，是为了达成一定的政治目的。
而梁山义军那原有的一百零八名好汉，除了陶宗旺是庄户出身，剩下的全部都不是农民出身。有三分之一是军官、地主、富绅，但剩下的大部分则都是无业流民、小偷、地痞流氓，换言之，梁山起义并不是什么很有正义性的农民起义。
在设置政权，安排官员的时候，卢俊义就深深感觉到手下这些将领，因为他们的阶级和从小接受的教育，使得他们大部分都不适合治政，能够去治政的都是地主阶层出身的。剩下的人物，他们也许能作战，也许能斗争，但他们搞不清楚卢俊义的政治主张。这是卢俊义深切的忧患，他不能指望带着这帮人就能取得天下进而治理天下。
卢俊义那满脑子被后世填鸭子教育灌输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在现实中变得毫无说服力。
刨除蔡京、高俅、祝朝奉等少数民愤极大的大官僚、大地主之外，比起后世那种靠着官商勾结囤积大量土地谋取暴利的开发商（后世地主）和那些热衷于跟开发商交朋友喜欢寻租的官员，宋朝大部分的地主和官僚简直都是圣人，何况宋朝相当一部分地主和官僚都曾留下了传颂千古的美丽宋词宋诗，后世那些地主官僚只知道用自己拙劣的题词污染墙壁。
第五十章 调整地主
俊义意识到，所谓的封建社会和资本社会，不同的是而生产关系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地主跟资本家一样拥有生产资料，地主的田地如同资本家的工厂，佃户的劳作如同工人的劳作，地主留给佃户的粮食分成如同工人从老板手里接过的工资。
但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主义社会看起来光鲜亮丽多了，看起来富裕多了，包括那些工人，他们都基本衣食无忧了。是不是他们受到的剥削减轻多了，并非如此，严格地说，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远甚于地主对佃户的剥削，在很多地方佃户能留存五成的粮食，将收获的一半留在家里，最不济的也有二成，但是很多工厂里一个工人一个月能创造出数万产值，结果只能拿到十分之一，尤其是后世某个国度作为世界血汗工厂里的工人所受到的剥削最重，拿到的更少，要知道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生产力下，别国的劳动力所获报酬是那个国家的工人是五倍到十倍不止。如果假设洋人老板只剥削洋人一半，那么国人只拿到了二十分之一。
归根结底，造成所有人错觉的原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了，通过工业革命和电气革命，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将严重的剥削关系给掩盖住了。
但毕竟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比封建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力高上数十倍不止，社会生产关系虽然本质一样，但外表上还是优化不少。虽然是一些大资本家的联合体控制国家，但毕竟比一个人的独裁统治更稳定些，至少不会出现此即彼伏没二三百年就爆发一次的改朝换代。
在封建社会中，因为还存在着压迫和剥削，对“顺民”们来说，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忍耐”，而对“暴民”们来说，则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阶级斗争虽然只是“部分地”存在，但依旧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农民起义历朝历代不断发生，但是因为生产力的无法解放，农民起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成功。所谓的“造反成功”，无非是改朝换代，也就是“把你打下去，我来做皇帝”。有的时候，改朝换代以后的新皇帝，比原来的旧皇帝更坏。因为在皇宫中长大的皇帝，他所能够倒出来的“坏水儿”，无非是吃喝玩乐、宠爱美妃、偏听偏信、任用小人、不理朝政等等，而一个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杀出来的像刘邦、朱元璋、洪秀全那样的痞子、流氓，一旦做了皇帝，他所能释放出来的坏能量，可就不是一个“宫廷娃娃”所能够比拟的了。看每次中国改朝换代几乎要付出三成甚至一半以上人口的消耗，像三国时期，十人遗一。在封建社会中，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哪怕发生一千次农民起义，其结果只能是改朝换代，倒楣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农民起义的结果，也不是打倒皇帝的结果，因为农民头脑中没有资本主义思想，不懂得资本主义工商业。只有开明的地主阶级本身认识到从佃农手中一升一斗地收取地租不如经营工商业更发财，只有地主阶级因为从事工商业、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把自身变为资产阶级之后，才有可能通过武力或非武力把政权夺到手里，从而把社会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社会。
至于一个社会是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和有没有皇帝关系并不大，像日本和英国，虽然至今仍有帝王，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它们都属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封建主义国家。特别是像瑞典那样的国家，到现代还有国王，但是他们的瑞典工党按照恩格斯的“议会斗争”路线，没有发动武装革命就成了执政党，如今却已经建成了富强的“福利国家”，国民收入超过了美国，排行世界第一，并且敢于对外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了。非常遗憾的是，历史证明，人类社会从封建主义进化到资本主义，并不是农民起义的结果，而是开明地主进行改良的结果。因此，造反绝不等于革命。革命的目标，绝不是把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要把穷人变成富人；绝不是推翻一个**独裁的政府，建立一个更**独裁的政府。革命成功的前提，第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成熟；第二是领导集团要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和理想的社会制度作目标；第三是领导人必须放弃本人及子女的特权。不然，封建主义就要复辟。
在卢俊义浅薄的认知中，封建主义要想发展到**，资本主义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里面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常被误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