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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第十八兵团3 个军及第七军、第一军的第三师、第三军的第八师全部到达三原、西安地区，第十九兵团3 个军前卫师亦渡过黄河到达韩城、芝川地区，向三原、富平地区开进。
敌军闻讯我新的部队集结，纷纷后撤。至26日，二马退至永寿、崔木镇一线，胡宗南部退到武功以西。
鉴于我第十八、十九兵团经长途行军需要休整，第一野战军各兵团遵照军委指示进行休整，为与胡、马进行决战做准备。
此时，孤悬于陕北榆林的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第二十军军部及所属部队深感孤城难守。为了争取驻守榆林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放下武
器，和平解放榆林，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采取了政治上争取、军事上围困，争取其起义的方针。一方面，以榆林军分区第三十九团、四十团为骨干的武装力量频繁活跃在榆林城附近，三边、绥德军分区部队和武工队积极配合，围困榆林。另一方面，中共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杨明轩等领导，多次写信给邓宝珊和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劝其起义。
国民党第二十二军是国民党非嫡系部队，驻守榆林长达32年之久。抗日战争时期，该军受民族大义之感召，拥护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坚持与共产党合作，与八路军驻陕甘宁边区的军队有较好的关系。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曾在延安多次接见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王震、高岗等曾走榆林做统战工作，或与其军官有书函往来，加上我地下党员的积极工作，该军部有一定的进步力量。
在解放战争初期，该军受蒋、胡之令，参与内战，1947年8 月上旬和11月上旬，该军两次与我军在榆林激战，遭到严重打击，实力大减。 1948 年夏，该军的八师奉命调守包头。马鸿逵也因形势所迫，将宁夏协防榆林的保安第二纵队马宝琳部两个团，调回宁夏保护其老巢了。因此，到1948年底，驻守在榆林的国民党部队仅剩下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及总部特务营，二十二军部及军直特务营、通信营、辎重营以及八十六师徐之佳部，总兵力不过4000人。所以，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沉郁不安，深为自己和部队的前途忧虑。
正当人们议论较多，悲观情绪很重的时候，军长左协中收到了习仲勋、赵寿山等人的来信，说明大势所趋，诚恳劝告榆林守军起义。
共产党的来信给榆林守军的主要指挥官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反省这几年的状况，酝酿着投靠共产党。于是，晋陕绥边总部参谋长俞方皋、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二十二军参谋长张之因背着第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秘密商议起义事宜。
之所以要背着徐之佳，主要是因为徐之佳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军统特务在榆林的负责人。徐之佳是浙江人，日本士官学校炮科毕业，还是军统特务头子毛人风的亲戚。汤恩伯任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时，徐之佳是汤的参谋处长。1936年，第十三军驻绥德时，汤将徐塞给高双成（当时任第八十六师师长）任师参谋长，后任副师长、师长，实际上是给八十六师安下的一个钉子。
所以，左协中等人与共产党接触、联络，一般极其谨慎，防止被徐之佳抓住把柄。
左协中、俞方皋、张之因等在商议时，张之因说：“现在是起义的时候了，不能再错过时机。”
左协中也说：“现在要谨慎从事，最好先与邓总司令汇报一下，看他的意见怎样。”
随后，派张之因以汇报防务为名，把共产党的信送到五原邓宝珊处，请他决定如何办理。由于榆林机场飞机直归西安指挥，只得请徐之佳进行交涉。
机场承允飞送一次，但因汽油不足往返，没能成行。
1949年1 月，傅作义、邓宝珊在北平起义。消息传到榆林，除少数人惊异外，多数人认为上级起义了，下级哪有不起义之理。几天后，邓宝珊给左协中发来电报说：二十二军起义一事与党中央谈过，要加强保卫，听候安排。
榆林指挥部接到邓电报后，左协中、俞方皋、张之因心里平静了许多，只有徐之佳表示反对起义。但在开会时，左、俞都没有表态，
所以其他人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结果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在二十二军军部，对起义还是不起义，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徐之佳出于其反动立场，坚决反对起义，自不待言。就是左、俞之间，也各有所怀，不露真意。左协中坚持不离开榆林，俞方皋想把部队拉到包头，再转往甘肃。而一些顽固派则乘机散布“起义、投降没有什么好下场”等，一时不愿起义者占了上风。
但是客观形势的发展，却在催促榆林守军迅速做出决定。下面是第二十二军参谋长张之因的一段回忆，叙述了第二十二军榆林起义的曲折过程。
此时，徐之佳主张向南京中央要求把第二十二军开到关中；左协中则说再请示邓宝珊总司令。很明显，左的这一招：一则是为了搪塞徐之佳；二则是可迎合俞方皋开包头的想法；三则借此拖延时日，更符合他的骑墙主义。向邓请示的结果是开赴包。但是，徐之佳不同意，事实上也开不动，因为左协中的内心根本不想离开榆林。紧接而来的是南京中央和兰州西北长官公署都电令第二十二军开赴宁夏。马鸿逵还特意来电表示热烈欢迎，并说到时一切均愿大力帮助。这个命令既符合徐的愿望，也符合俞原来的打算。俞曾讲过，他与马家有关系。真的开到宁夏，他会把左协中一脚踢开的。左协中有自己的老主意：决不离开榆林。因此，徐、俞的打算都落空了。徐之佳并不甘心，一再向左鼓吹，说到宁夏后保证可以转开头中，直归中央，部队的扩编、补充都不成问题。左一时为徐的甘言所动，以为开关中后前途大有可为，有点心花怒放。至此，我不得不向左说明不能开走的实际情况：一是千里沙漠没有运输工具；二是官兵眷属沿途粮秣如何筹办：三是即使部队开到目的地，那时部队能否为自己掌握？你这个军长，蒋介石要不要？蒋介石任人唯亲，二十多年来消灭了多少杂牌军，本军两次整编，你和全军还没有吃够苦头吗？同时，全国形势的发展，人心的向背，我们要面对现实，作认真的考虑。左鉴于形势，踌躇地说：不开，这个命令如何应付，他们马上停发军饷怎么办？我说：照总司令电令办理，就地起义，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左说：徐早就反对，现在更不用说了，我们想办法应付一时再看。当即决定：应付南京和兰州及军内的日常事务，由我去办理，他专对付外界。
这时，南京和兰州连电催行。我们即电告开拔中的实际困难：请求拨运输汽车100 辆，骆驼300 头，以便先运走弹药和眷属；要求在沿途设临时补给站；并以纸币买不到东西，请求全军薪饷改发硬币等情。南京复电说，为了解决实际困难问题，改令第二十二军先开到绥西三圣宫待命，并告已电宁夏马鸿逵主席沿途协助，到达后一切所需即予解决。从此南京三令五申催开，马鸿逵敦促更紧，往来电令反复多次。后来，南京国民党中央以榆林机场降落不安全，无法送饷为辞，严电催开。我们只好把一部分不能用的弹药分作两次运去宁夏石嘴山，作出要开的样子，以取得信任。当时形势对第二十二军的处境越来越坏，开不动的实际困难，徐之佳也不能闭目塞听，于是他想先脱离部队，只身逃命南京。他问我：老左到底是什么想法，开不开？
我说，有他的想法，也有实际困难。中央不拨运输工具，不说别的，仅弹药一项怎么办？他说，毁掉。我说，恐怕还不到那个时候，最好你打电报直接催要运输工具。
1949年春节后不久，徐想出了脱身之计，他对左说，要亲自到南京去支
涉汽车。左听后，坚不放走，并拍着胸脯说，不管到任何时候，我左协中决不出卖朋友。听起来好像两人情投意合，实则是同床异梦，各有自己的打算。
徐千方百计想把部队开出去，左则想方设法拖延时间不开出去。左在榆林附骤起家30多年，位至第三代榆林王，非至绝境他是不肯轻易离开榆林的。不放徐走，不是有爱于徐，而是怕一旦徐走了，南京中央这个关系就不好搞了。
当时在场的人无不洞悉此情。
我听到�